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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境遇下影像艺术教学改革的思考 汤南南 一、影像艺术教学面临的困境 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结构和精神结构。其中视觉文化的作用首当其冲,影像艺术通过影像技术、艺术手段塑造出了无数可被无限制“复制”的影像作品。面对商业利益的巨大诱惑,影像艺术被裹挟其中,其利用自身的技术和可视化的侵袭将这一切不是直接来自于对象本身的“复制”影像推向市场,悄然在市塑我们的视觉世界。 除却这外在视觉世界带来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影像艺术本身发展的思考。众所周知,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影像艺术的推进有关键性的技术支持。目前在这一方面亦是面临巨大的困境,摄影媒介开始随着手机与数码化设备技术的普及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多格局的态势,使得当代的影像艺术创造不但具有全新的技术与理念,也同时包含着最为古老的制版技术。这一状况是当前影像艺术教学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 同时,网络视频、手机gif等手法创作使得当下每一个拥有手机的个人都成为影像的作者。罗井·巴尔特所宣称的“作者已死”的现状使得摄影家面临自我存在的思考,如何找寻自我存在的方式和意义也成为影像教学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终究,我们的视觉世界该何去何从?影像艺术的发展又该去往何处?这样的思考理应也必须在影像教学的过程得到严肃的正视。 二、摄影技巧的分化和不同的文化功能 第一批家用DV的生产无疑宣布了个人影像时代的来临。手工绘制图像的方式以及传统的观看模式随之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长期受制于传统电视媒体垄断的民众找到了自己自由表达的平台,人们拿起手中的工具,纷纷加入影像创作的的队伍。故而影像成为时下人们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发生交流的一个最强劲的媒介与载体。 为了有效应对影像艺术在当前社会与摄影技术本身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应该从摄影文化研究的层面对其历史进行一定程度的梳理,以此能够对现有的影像艺术教学模式的革新与改革有所启发。按照影像技术与观念的发展,摄影文化的历史尽管彼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但我们还是可以按照摄影在社会中的意义及其价值取向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以内容为主导的摄影技巧 大众媒体兴起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影像艺术作为一种社会工具的发展过程。从摄影术刚刚开始发明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争论有关“自然”与“真实”的话题。[i]但随着电影技术不断发展,政治性的主题开始在一战之后受到人们的关注。列宁曾经把电影作为共产主义思想传播与巩固的重要工具,苏联电影理论家爱森斯坦也试图将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论述的“剩余价值”使用电影的视觉手段呈现在观众的眼前。我国传统上的摄影教学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进行的。学生们需要使用他们手中的影像设备,作为历史的“观察者”,在内容的层面上组织并突显政治的力量及其背后巨大的社会价值。 老一辈的摄影工作者与电影导演们,在这种训练与追求中完成了自己的作品。革命时代的影像作品,将“人民”作为主要呈现的对象,试图在自己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上,突出政治性与阶级性,以此作为政治的武器参与到建国后轰轰烈烈的各项改造运动中。尽管历史曾进入误区,但这些根植于摄影技术的各项技法并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八十年代以来,对摄影题材与主题的一次次争论,让摄影的镜头从“人民”的主题转入到“西藏”“乡十”等主题之中,随着摄影家协会在中国不断发展,它们已经成为各大协会与爱好者团体所最为常见的作品风格。 正是由于这一重要的历史原因,尽管当前影像艺术的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采用传统方式进行,但所使用的“观念摄影”和“观念影像”的摄影技法,依旧还在“主题性”的层面进行拓展。与之前所不同的是,仅仅将“人民”“乡土”的纪实性影像作品,转化成为有关于“商品”“拆迁”等主题。很多艺术家在教学时,鼓励学生使用摆拍、photoshop等后期制作方式,并认为这即是观念影像的涵义。但事实上,镜头前的对象尽管发生了变化,但这些技术最终仍是为其主题服务的。而这些主题以及同绕这些主题所展开的讨论,依旧脱胎于前面所提到的“内容化”“主题化”的影像思维方式及其方法。 2.以“反内容”为主导的摄影技巧 1967年白南准买了台便携式录像机,开始在纽约的街头游荡。当他自己看到自己拍摄的许多稀奇古怪的图像时说:“它们太精彩了,我再也不相信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摄像机的世界才是一个真正的真实世界。当面对这么多突如其来的新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忘初衷。主观的表现而不是客观的再现。” 美国六十年代,思想意识和政治事件开始借助以电视为代表的新兴大众媒介进行深入传播。受当时越南战争、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等主要社会运动的影响,影像的制作与生产也开始卷入了一场场关于“真实性”等问题的争论。在越战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进行电视演讲,鼓励民众支持他们的政策,而国内的反战组织则把一些越战的照片四处传播,以揭示美军在战争时期的残暴行为。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两方都利用图像的传播功能作为利器,图像大大超出了以往我们对它的认知。人们意识到,图像在支配我们,在控制我们,从我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到消费意识都受到图像的影响。[ii] 摄影和电视的图像记录的事件过程,给人们一种真实性,这种世界的真实质感使人相信事件是真的。而图像传播的速度与范围都与静态的美术馆与墙面摄影不同,而是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中。在这些争论与“反内容”的创作理论发生之前,人们难以想象现在镜头前的社会新闻能够如何制造假象,比如一架飞机失事、某地区灾情等等。影像在传达了真实事物的同时,又将这些事物在镜头中重组,以此表现一种真而又真的政治理念。 这正是“观念摄影”的开始。当摄影术不再是对“自然”“真实”与“历史”的呈现时,那么摄影事实上就是一种虚构。按照罗井·巴尔特的分析,这种虚构的前提在于将被摄影的对象符号化,并通过对符号之间关系的隐喻性重组,就会如写作一般来制作出世界的“真实”意义[iii]一一那么,先锋的摄影观念就应该取消这种意义,揭露这些虚伪的真实。因此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法国新小说与新浪潮电影,影像艺术创作开始用符号性取代叙事性,注重碎片化、精确化的呈现方式,而反对具有阐释性意义的作品。 3.摄影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承载物 数码设备与互联网技术发展以来,影像艺术事实上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至今只是在一些社会学家与哲学家那里被论述过,而尚未在更大的摄影艺术界形成一种完全的理论模型。在20世纪初,对于摄影的社会功能利希特瓦克[Lichtwark]有自己的看法,正如他所说:“在我们的时代,说到要令我们全神贯注地观察我们的密友、亲人与爱人,没有一种艺术品能够和肖像摄影相比。”[iv]从中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认知到他对摄影从审美欣赏转向对社会功能的关注。这种转向使得摄影具有了图像的意味,其内涵得到被深刻理解的可能性。按照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理论家与策展人尼可拉·布西欧的“关系美学”来说,当前的影像艺术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传递”的承载物。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时空、人与人都在多样的联系中才能彻底展开。因此,对这些“关系”的表达,要比纯粹的表达“观念”“肌理”等元素来得更加必要。 手机、互联网以及其他多媒体设备作为人与他人关系的承载物,应该被纳入到摄影创作的领域之内。手机设备具有灵活性、便捷性与快速性等特点。它本身就在建立或扭曲着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还可以从各种手机自拍、互动点赞等等行为中观察到。因此,当代社会的影像艺术创作如果不能正视手机等互联网设备的重要意义,那么就会无法表达当代社会中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在在许多国际大型展览中,用网络视频、手机gif等手法创作的作品层出不穷。 艺术家们试图用这些手段,揭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并且,艺术家本身的地位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当罗井·巴尔特宣称“作者已死”时或许还只是一个先锋的口号,而对于人人拥有手机的今天,每个人都在事实上成为了影像的作者。于是在这种局势之下,摄影家们如何呈现这些影像与影像之间的关系,呈现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摄影家能否自证的关键所在。 三、文化研究视野下的摄影发展方向 对于中国摄影而言,问题还更加的复杂。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视觉文化的改革者和先行者一直在影像艺术的道路中突同,尝试着用全新的方式去看待这个正在发生着急剧变化的世界。当代影像艺术也由地下、边缘化逐渐走到地上,摄影同时成为一种更加直接、更加便捷的艺术表达形式。摄影,从将历史与现实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创作方式,到观念摄影的反叙事性表达,呈现出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影像世界。我们对影像艺术的教学,也必须从当代影像艺术创作入手,来分析随着新兴技术发展起来的各种图像呈现方式。这些从文研究入手的创作思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发展方向。 首先,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以及娱乐文化的兴起,对影像艺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图像在报纸、杂志、广告、包装,以及商品设计本身所具有的视觉性上很好地体现出它的功能型,成为了大众文化、商业文化的重要标志。过去,人们对于一件商品的认识注重它的实用性价值,现在人们往往更加关注品牌而非商品本身。厂商生产的商品,经过营销、包装、广告等手段,让商品最后以远远超出其本身价值的价格进入消费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图像就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再加上电视、电影、网络的推波助澜,推动商品实现利益最大化。 当然,影像艺术通过影像技术、艺术手段塑造出了可视化的艺术形象的创作过程,利用一切“复制”对象而不是直接的面对对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对于影像艺术本身来说是有着很大的机遇,越来越多人投身到这个行列中。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摄影师们受到市场利益的诱惑,而呈现出的作品也愈向商业化发展。作品内容逐渐被日常生活中的元素、食物的局部再现和叙述所取代。存在于现实中的任何事物的身份变得更加不确定,其多变性和复杂性对摄影师的创作来说,既是挑战也是兴奋点。 这使得我们在教学中必须要引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对摄影教学进行补充和发展的同时,扭转以技术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当我们意识到上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更需要从日常生活元素背后所引发的意义入手,来发现其更深层的隐喻性涵义。通过不断的进行文化研究、符号分析,才能够让学生们从日常经验出发,不断在挖掘自身与寻找世界的双向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影像制作技术以及对影像本身的理解。 其次,信息技术对影像艺术的支撑也利弊互现。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影像艺术来说具有关键性的技术支持,达到了以前十分困难甚至无法达到的效果。但也因为依托这些工具,一些人开始利用信息技术对他人的成果进行“复制”或提前公开。这对影像艺术来说是很大的伤害。更重要的是,摄影媒介开始随着手机与数码化设备技术的普及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多格局的态势,使得当代的影像艺术创造不但具有全新的技术与理念,也同时包含着最为古老的制版技术。过去的摄影与当代的摄影在当下社会同时呈现自身,共同营造出一片躁动而喧嚣的氛围。 为了应对这种多层次、多格局的影像生产状态,我们需要在教学中放弃传统的摄影载体的限制一一如相纸、电视、投影幕布等等,而将影像的载体扩大到生活中的所有事物之中。只要能够呈现一种影像的,都应该鼓励学生去尝试。在这将一切事物纳入视觉教育之前,先要知道怎么去表达。正如亨利·卡蒂-布列松对“摄影教育应该怎么进行”的回答:“所有学校都应该从最初就强调视觉教育。应该与文学、历史、数学一样导入视觉教育。就语言学来说,首先要学语法。在摄影就必须学习视觉的语法。增强一张照片内容分量的是节奏感、形态与量感之间的关系。借用维克多·雨果的话就是‘形态是出现在表面的本质’。”[v] 四、结语 需要警惕的是,因为影像艺术和互联网的相互影响所出现的问题,是摄影师不得不面对的新境遇。互联网的出现,推进了影像艺术的进程,也同时让影像艺术家需要对自己的位置进行重新认知一一专业性的涵义已不同于以往。越来越多的人走到影像中来,各大门户网站也建立起了专门的影像论坛,各种官方影像节、独立影像节、影像大赛此起彼伏,但是往往泥沙俱下。真正对影像艺术在当前社会中的有效性等问题,在互联网与各种协会中却鲜有人关注。如果我们不能在自己的教学与创作过程中,与这些具有商业倾向性的作品保持距离,那么我们自身的合法性不仅会受到影响,同时还会麻痹我们对影像本身的思考,而卷入到商业摄影与类商业摄影的过程之中无法自拔。这些近在手边的诱惑那么清晰地映射了当下摄影中“冷静和诚实”的重要性,我们要重温人像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对待摄影的态度一一桑德把对别人的尊敬,视为自己的重要原则一一诚实。6商业本身并无过错,这既是当下摄影师面对的新境遇,也是摄影教学改革的方向,有待我们在具体的教学中进行深度关注。 [i] 「美]玛丽·沃纳·玛利亚著、郝红尉等译,《摄影与摄影批评家一一1839年至1900年间的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ii] [法]于贝尔·达弥施著、董强译,《落差:经受摄影的考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5年。 [iii] [法]罗兰·巴尔特著、赵克非译,《明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iv]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胡不适译,《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v] 顾铮编译,《我将是你的镜子:世界当代摄影家告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68-69页。 ...

论药学——没有神的世界末日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一、末日情绪以及经济战争 1919年,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在《精神的危机》中写道: 我们这些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文明是可以死亡的。[i] 我们这些没能摆脱任何世界战争,组成人类的21世纪的地球栖息者,自此之后知道我们可以自我毁灭。而如果这个毁灭的可能性一直都只被视为神发怒的惩罚,一如原罪,那么,当今的全球性悲剧的起因不再有任何宗教性的参照。 2009年秋天,哥本哈根高峰会的解散使这个幽默背后的原因变得分外沉重,那是一场没有怜悯的经济战争:一个无声的纠纷,一种不可思议的伪善,一场无休止的挣扎,虚耗地球资源以及它的栖息者,使千百万人陷于一个极为沮丧的经济困局,将人类的世界一起加速地毁灭。这个过程越来越不能逆转,以致在这场以和平粉饰的战争中短时间内只会有失败者。 这场战争源于全球化,在其中工业科技变成了摧毁生态系统、社会结构以及精神结构[les appareils psychiques]的武器。如果休战的时间来临,这个新的和平条约的协商将不只是个别社会的,而且同时是科学、科技以及全球的;这些巨额的破坏都是以发展以及经济竞赛之名累积而来,而首要问题就是:它和技术[technique]以及科技[technologies]的关系是怎样的,能怎样容许我们思考世界未来的重建? 2007年以及2008年的经济危机揭露了全球性的工业系统深远的破坏性。所有人自此都知道不可能再追捧这个虚假的增长[mécroissance] ,那是市场营销通过操纵心灵能量将自已掩蔽在消费主义的和平之下的全球经济战争。[ii]但没有人看到可以怎样重新找到一条和平增长及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这种知道以及不知道的混合使末日的情绪膨胀,我们感到并且知道有一些东西已经到了尽头。 二、没有如此的德行,就不会有如此的暴行 当瓦雷里在1919年分析精神[esprit]危机时,他强调这个精神根本性的模糊[ambiguÏté fondamentale]:理性、科学、知识、道德的提升,它们使大量的废墟、死亡以及欧洲的毁灭变得可能,这是以前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无法想像的: 没有如此的德行,就不会有如此的暴行。无疑,必须有很多的科学知识方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杀死那么多的人、挥霍那么多的财富、毁灭那么多的城市;然而,所需的道德品质亦不可稍少。知识和责任,难道你们是可疑的吗?[iii] 瓦雷里,如稍后的胡塞尔,也如其他许多在两次战争之间思考着历史重担的思想家,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体现的精神描述为相反的两面:即是如药物一一既是善又是恶,即是解药又是毒药,如柏拉图谈论书写这个理性精神的技术时所说的。 这个精神的药学性、模糊性以及脆弱性呈现在瓦雷里以及他的同代人眼前,并且横跨多个危机一一军事、经济以及宗教[iv]一一在那里科学的“名声全毁”。[v]在1919年,瓦雷里写道: 这个世界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受战争影响,而精神便在这些受伤的事物之中。精神真的严重受伤了,它在那些有灵性的人心内诉苦,哀痛地接受审判。它深远地怀疑自己。[vi] 三、“只注重事实的科学”以及“仅见到事实的人类”:启蒙的幻灭 瓦雷里之后的十六年,轮到胡塞尔谈论科学的危机。这场危机拥有“世纪之交出现的颠倒”,它“关注评估科学的普遍方法”,它的瞄头对准了: 科学基本上的意义,以及可以赋予人类存在的意义。现代人看世界的独特方式,在19世纪上半部分被各种实证科学[positive sciences以及它们带来的繁荣决定以及遮掩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正在绕过及漠视一些对人类有决定性的问题。只注重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到事实的人类。[vii] 当胡塞尔在写这些句子的时候,希特勒成为德国的总理已有两年了,一年前百分之九十二的德国选民都尊其为元首。 这种对科学公开评价的方法的颠倒,特别在战后是无可避免的,如我们所知,在年轻一代当中它正逐步成为一种仇视的情绪。我们生活在困恼中一一如我们耳熟能详一一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对于命运动荡的人类,它原则性地排除的问题刚好是我们这个不幸的年代最棘手的问题:这些都是关乎人类存在的意义和荒谬。[viii] 在2010年读这些句子,如何能不想起这种科学的疾病正来势汹汹地回归?这也是为何胡塞尔说启蒙的精神看起来似乎已熄灭一一启蒙也即是说: 对文化的热忱以及倾心,为了教育以及人类政治与社会整体的哲学改革的热情,这些使得经常遭到贬低的启蒙时代令人钦佩。 成为“实证科学”以及“只注重事实的科学”形成了“仅见到事实的人类”,启蒙遂化为黑暗。他们有自已的赞颂诗: 这一无法推翻的证据,我们可以在席勒以及贝多芬的华丽的赞颂诗“欢乐颂”[An die Freude]之中找到。 甚至,今天,这赞颂(它已成为了欧盟的主题曲) 我们只能······带着痛苦地听着。我们无法想像有什么比启蒙时代与我们的现况之间的差别更大。[ix] 四、精神以及器官学的经济[x]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上述提及的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以及超越的现象学》出现后四年,瓦雷里重新回到《精神的自由》讨论精神危机的状况,他悲叹: 这是时代的征兆,这并不是一个太好的征兆,今天这是必须的一一不只是必须的,而甚至是紧急的,去驱使精神(les esprits,译注:智力、人类)对时代精神[[l'Esprit]的命运[sort]感兴趣,也即是说他们自身的命运。[xi] 在1939年重新回到精神的问题,要使精神(人类)对自身的命运以及时代精神[[l'Esprit]的命运感兴趣,首先要强调它源自一种不能和物质经济,[xii]分开思考的精神经济:这两种经济,必须用有用以及无用来分别它们,[xiii]但我们所不能分开的,是它们同样的器官的生产。 瓦雷里之后的七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的七十年后(1919年瓦雷里无法想像二战所带来的恐怖),我们必须整理这两种不可分割而又互相抵触的器官生产经济带来的后果:如果说同样的器官在物质经济中所成就的(也即是说生意/世俗事务negotium)是它在精神经济中的相反(也即是说闲暇otium),[xiv]那这两种经济对应一种器官学[organologie],它同时是一种药学[pharmacologie] 它们都是同样的意义,同样的肌肉,同样组合;另外,它们也同是同种类的讯号,同样的交换工具,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逻辑模式,存在我们生活必不可缺的活动中,如它们在最无动机的,最惯常的,最不奢侈的活动中呈现一样。[xv] 这两种经济都是长期处于价值纠纷,因为作为生物种类我们都是生活在两个平面之上,它们同时是两种不同价值的等级:生命保育的平面,以及令这种保育消失的平面。 人没有两种工具,而只有一种。有时,这种工具容许人类保持自己的存在、生理的节奏;有时,它不遗余力地投入我们伟大历险的幻觉以及工作中。[xvi] 而我们的器官一一生理的以及人工的,都是同时在服务这两种经济,它们被平行地发展: 同一艘船,同一块舶板,带着商人和神,想法同资产。[xvii] 以及很久之前,那里有一种知识发展和地中海及莱茵河地区商业、银行、工业发展的平行性。[xviii] 然而从今之后将不再有: 文化,文化的差异,精神事物的价值,其生产的预计[estimation],人们在需求的先后次序中所给予它们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知道它,一方面,跟所有物种交换的多样性的容易程度有关;另一方面,奇怪地不稳定。 在1939年,瓦雷里肯定了许多同代人的想法。 精神变弱的感觉,文化受威胁的感觉,最纯粹的圣灵没落的感觉······有一种越来越强的感觉施加在那些能感受我们(以精神之名)所说的具最高价值的东西的人身上······[xix] 这种生成[devenir]导致一种“精神价值的下沉”,[xx]而且带来自毁的倾向: 在这种文明世界存在的炽热以及表面的形式里隐藏着自毁。[xxi] 五、器官的完善以及忧郁 十年之前,以及在瓦雷里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十年之后,弗洛伊德也感受到他在1921年的《大众心理学》中描述的那种集体没落的来临,他写道“人类没有感到快乐”,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像一个“义肢神”[dieu prothétique]。 在这个文化以及文明的“病痛”中,技术(义肢性)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尤其是作为在工业时代形成的人工器官系统,它完完全全是药性的。在强调工业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好处之后一一它看来跟我越来越亲密,保护我的后代免于死亡,延长我的生命等等,[xxii]它同时也展现了一些相反以及系统性的副作用: 如果没有使距离消失的铁路,我们的孩子不可能离开他们所诞生的城市,然后我们需要电话来听到他们的声音?没有横渡大西洋的远航,我的朋友将无法跨越,然后我便不需要用电报确定他们的下落。到底有什么好处要去控制婴儿的死亡率,如果它在生育上要求我们极度克制?[xxiii] 这种生成有必要的以及根本的理由 人类完善他们的器官。[xxiv] 在这个完善的过程中,技术不停地来补偿一种存在的缺失(瓦雷里也有谈及)以每一次都引起一种新的缺失一一比之前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可驾驭。这个不断的错置[désajustemt]带来了挫败、自恋创伤以及忧郁。 六、想像的药学 在《精神的自由》五年后出版的《启蒙的辩证》中,阿多诺以及霍克海默指出一个转变,或者逆转一一如何将启蒙计划简化为理性化[rationalisation],[xxv]可能产生启蒙视之为精神解放的理性[raison]的反面:比如以大多数取胜,也就是征服了少数。 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化的理性[rationalié],就是将社会合理化以产生可计算的统治,产生知性以及知识的个体与集体的培养的反面,也即是说教育[Bildung] [xxvi]:合理化,在这里呈现为科学理性的技术上的应用与转变(这也是哈贝马斯所持的态度),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社会以及心理上的非理性,也即是说一种精神的大规模异化。 这是因为这些精神(esprits,译注:这里指的是智力、头脑)成为了文化工业所目标的消费者,精神的控制成功地将未成年人的身体押送到机器,并不得不屈服为它们服务。这便是从德国移民到纽约的两位思想家在1944年在美国看到的“精神价值的下沉”,他们也已将1932年在法兰克福创办的社会研究所迁往纽约。 然而这个分析所忽略的,是普遍上技术的药性,以及从局部来说文化工业所发展的心理技术的药性。也就是在这一点上阿多诺和本雅明(1940年自杀)出现分歧:对本雅明来说,作为复制性的必然现象,工业技术打开了一个新的政治问题一一将一个新的任务加诸于哲学身上,一个新的判断力的标准,一个新的批判(由感性[sensibilité]可复制性的技术所构成的器官学转向[la tournant organologique]带来的新的统结[aperception]的新分析一一而相反,批判理论的思想家们仅视之为转折性的倒退。 哈贝马斯依据这种分析的结果来定义合理化的理性,也即是说经由理性化来主导的能力(以及合法化由科学转化而成的科技来主导),如“以目的为依归的理性活动”。[xxvii]技术理性是这个目的的必要方法,也将其与语言对立(作为交往的活动,语言不是思考方法,而思考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与瓦雷里十分不同的观点。 这也是逻各斯[logos]自身的药性的问题(因为是技术一逻各斯)[xxviii]被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以及在他们之后的哈贝马斯所忽略。根源在于这些所谓批判理论的思想家对康德的超越的想像的处理,如同柏拉图处理记忆[anamnèse]与失忆[hypomnésis]的关系一样。 文化工业的“批判”首要是揭露好莱坞(以及连带当时还没未出现的电视业的繁荣)的控制中的一个畸形学[tératologie] ,在那里所构成想像的,也即康德所概念化的超验想像的模式论[schémetisme],被电影的生产以及投影器材所剥夺一一一种人工想像虚耗了超越想像,并使之萎缩,如同技术造成的失忆短路以及逆化柏拉图视之为思考的回忆。 如药便是它自身批判的条件,[xxix]超越的想像以及它们的模式将永远需要一个建基于可复制性的投射的影院的必要性,这种复制性也是康德所说形象综合[Synthesis speciosa],也即是说图像化的能力的可能性(不可能性)的条件。[xxx] 如理性的想像,以形象综合为投射的超越想像必须保留它所想像的痕迹来形成图像一一而几何作为图像化过程恰恰便是这种体验,它是所有哲学的根基,如没有经历这种图像的药学将无法进入哲学,也即是说想像。这便是胡塞尔的《几何的本源》的关键。[xxxi] 这种图像其实也可以呈现为去图像化[défiguration],因为几何的概念不可能被简化为一个永远由经验产生的图像,也即是说仿制品:它是几何的,只是因为图像支持一种自我投射的论证、将其升华、理型化、投射的一种数学理型[une idéalité mathématique];康德指出好像概念一样,这种理型先于图像中的投射,可以被说成是先验的[a priori]概念,就算在没有几何知识的情况下,这个图像也可以经验地[a posteriori]被使用,且为技术知识服务,即是说盲目。 所以建筑工人可以运用他既没有思考也不懂得的几何原理。这便会产生了胡塞尔所说科学直觉的的技术化[technicisation][xxxii]以及计算的自动化,而将欧洲科学推入危机,因为它们失去了“原本的直觉”。[xxxiii] 但与模式(也即是概念)和影像对立,以及提出说影像总预设模式作为其条件,而这些模式是超验的本原[origine transcendentale](影像只是想像的超越的能力[faculté]对经验数据的运作),但康德并没有考虑想像力的药性的本原条件;与康德的分析相反,想像力总需要依靠一种技术的外置来投射,这种影像一物件[image-objet]我称为第三持存。[xxxiv] 七、回忆以及跨个体化 柏拉图对于诡辩士的逻辑术的批评,以及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对于好莱坞的人工想像的批判的关键在于与药一一也即是说技术一一的关系。但是阿多诺及霍克海默并没有药性地去理解技术,或者说他们只看到药毒性的一面,而不视之为药。 此外,在20世纪技术这种药正变得工业化,也是说科技化[technoscientifique ]:除了争论这种科学仍是回忆性的(anamnésique,这正是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的论题),如理性化,药自此由科学自身产生,而且是回忆的产品。 柏拉图将回忆定为所有知识、所有本体上的知识型[épistèmè] ,所有秩序[mathesis]以及学习的基础,它建构了纯粹的自主,也即是自主思考。这里,我们可以称之为超验的记忆。柏拉图超验的记忆成立的原因是要对抗导致失忆的记忆[mémoire hypomnesique],也即是人工产品如药。当康德贬低影像-物件并将其抑制于模式之下,他视模式为一个超验的绝对(一个先验的概念)以建构一个本体论。 逻各斯[logos]总是对话式的[dia-logos],对话的人共个体化[co-individuer]一一互相转化、学习。这种相互个体化会导致纠纷,在这个情况下,每个人通过与对方对抗来进行个体化一一好像两个人打网球或下象棋一样。但是共个体化也可以建立共识,在这个情况下,它容许产生一个由对话者共同分享的概念,他们一起制造了一个新的习语[nouvelle locution],通过这个习语他们同意对某种理解一一在柏拉图的教条里它必须在一个定义的形式下被生产以回应这个问题:是什么[tiesti] ? 在吉尔别·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语言里,跨个体[transindividuel]便由这种意义构成。跨个体便是我所分析的跨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的结果,那里产生了跨个体的线路,这些线路组成了网络,它们或多或少都是长线路,强度(如欲望:跨个体化的的线路总是欲望的线路)便在它们之上循环;但欲望也可以被短路。 一个回忆的线路是一个由它所跨越的东西共同构成的长线路:柏拉图称之为“自主思考”,这只是一个在知识型[épistémè]内可能被形成的秩序[Mathesis]。[xxxv] 然而一个失忆的线路也可以将这个长线路短路,它将灵魂转变以及调教,将其变形并将此灵魂自身没有生产的线路内化于其中一一被逼要接纳一个共同的意见[doxa],也就是说不由这些不认同而又被迫服从的人生产及接纳的主流意见。 八、药[pharmakon] 、替罪羊[pharmakos]以及替罪羊的药学 雅克·德里达打开了药学的问题一一失忆变成了构成回忆的条件。我致力于在不同著作中阐释灵魂转化的智性运动总是第一及第二持存和预存[protention]的配合,这些配合本身都是由第三持存所决定,也即是说由失忆的装置决定。而所有将回忆与失忆对立的分析(无论是超验的回忆或者超验的想像)都走向一条崛头路。[xxxvi] 这些对立有它们历史以及政治上的必要性:柏拉图要跟滥用药而将希腊的精神及城邦带进危机之中的诡辩士争斗,因为诡辩士们通过将思想(也将回忆)短路,将建立所有市民身份的知识从他们的灵魂中剥夺。从这方面说,药构成了精神贫癖化[prolétaristion ][xxxvii]的因素(失去了知识),好像机器工具将工人生产者的身体贫癖化(将他们知道怎样做的知识[savoir faire]剥削掉)[xxxviii]。进一步说,这是阿多诺及霍克海默所批评的精神贫癖化的工具,将市民的想像变成为消费者的好莱坞机器(他们当然并不是如此分析)。 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反对技术或者科技中对精神生活有害的东西的哲学斗争更具合法性的了。但是在面对药构成为一种精神衰竭的可能性,这些斗争也选择了忽视这个精神自身药性逻辑的原始构成。他们选择忽视精神的药学以将药[pharmakon]当成了代罪羊[pharmakos ]:一个替罪之身[bouc émissaire]一一在多神的古希腊的献祭仪式,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犹太教中见到,替罪羊如同日后的耶稣基督,被指控必须承担将人们带进“无法理解的区域”的所有过失。[xxxix] 九、过渡性物件的药学以及内在性的缺陷 这个倒退是要显示第三持存是一个摧毁内在性的毒药,虽然如果我们理解它为一个纯洁无染的原始构成,那内在性其实不曾存在。内在性由一个先于它的过渡性的外在性的内化所构成,这可以由婴儿的心理发生学观察到:过渡性客体[objet transitionenel]构成了精神药学的婴儿期,在子宫里,过渡性空间在婴儿与母亲(即关怀的提供者)转导性的[transductive]关系中形成。 这种由过渡性客体所构成的关怀的关系,也即是说第一种药,形成了他成长的起点,如同过渡性空间,那是一个经验的中间场地,文化、艺术、宗教、科学的客体将从中形成。 当所有个体到了统一的状态,有一层膜分隔外与内,我们可以说它有一个内在的真实······那到底是什么? 在所有人类的生命中,存在着我们不能忽略的第三者,也是内在真实以及外在生命同时参与的经验的中间地带。[xl] 精神是在这个非内在性的事件之后的内化(如鬼魂),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称之为“潜能空间”,[xli]这种内化需要以关怀作为条件,也就是说通过学习以发展一种内化的技巧一一生活的艺术一一温尼科特所谓的创意。 在药性的空间同时也是“潜能空间”里,它独力将这种创意变成可能,药[pharmaka]形成了不同种类的过渡性物件[objets transitionnels],自律[autonomie]不是跟多律[hétéronomie]对立,而是将其如同必要的缺失[un défaut qu'il faut]一样纳用,以及 给予个体生命值得活下去的感觉。[xlii] 这种温尼科特称之为“自我”(soi,内在),在内化性原初的缺失开始,形成如对过渡空间的采纳(如创意,也即如个体化),这个空间本身的共个体化的内化(过渡性空间也如跨个体化的过程,在里面形成各种线路)。 药性的过渡性空间成为毒药(以温尼科特的语言来说明则是病[xliii]),是当它置入: 一种顺从外部现实的关系:个体必须自我调节以及适应世界以及它所有的元素。这种屈服带给个体一种没用的感觉,没有什么是重要的。[xliv] 毫无疑问,对非内在性[non-intériorité]的思考标志着20世纪多元的欧美哲学思想,但也有我们刚看到,很必要的,精神病理学。这无疑也构成人们所说的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的共同基础。而将会被继续被忽略,或者乐观地说则是还没有被开发的场地一一构成我在这里所提倡的,一种新批判的重要场地一一同时是药[pharmaka]作为过渡性物件(或客体)构成过渡性空间的药理以及治疗的问题。 仍然,这个场地刚被开发,因为这种药学需要以一种器官学为前提,而这个器官学则包含以及需要一个语法化[grammatisation][xlv] 过程的历史(而文字学[grammatologie]作为增补的逻辑并不够用[xlvi])。 十、非意识的药学批判 如果“批判理论”作为所有批判的条件(如回想对柏拉图来说)这一点上并不令人完全满意,也即是药可以造成所有批判的短路,而并不只是停留在阿多诺以及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中所指出的文化工业作为中心元素,所以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发展这些问题来怀念这些哲学家的洞见一一特别是马尔库塞[xlvii]一一同时探究他们的极限(这也是向哲学致敬的唯一方式)。 分析他们的极限,也就是在黑暗中迷失以及摸索:如果光明所带来的是清晰,而如果没有阴影的光线并不存在的话,那他们的光明会便有赖于阴影,否则便如盲了一样。这个任务前所未有地降临在我们头上,也是对理性问题的重新思考,特别是当理性化以及非理性主导所带来的结果构成了系统性的愚昧[une bêtise systémique]的时候[xlviii]一一与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世界金融的系统性危机相比,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xlix] 系统性愚昧由一种普遍的贫癖化[prolétarisation généralisée]造成,也即是说任何消费工业系统的成员都无法逃避,贫癖化源于一种药性的发展,药短路化它所带入生产、消费以及投机线路上的人,负面地摧毁他们的投资,也即是说他们想像的欲望投射。 然而,造成问题的并不是,如阿多诺以及霍克海默所相信的想像的外置化(如果没有第三持存构成的任何种类的影像物件,想像力并没有任何位置),而是理性[raison]赖以为前提的力比多经济[économie...

技术作为记忆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艾利·杜灵: 刚谈完您跟技术的关系以及总的来说,哲学和技术之间的复杂的关连,或者现在我们该谈谈您的著作。让我们以一个直接的问题来开始,即是痕迹、记入、物质化记忆。早在《美诺篇》,柏拉图以苏格拉底来示范如何通过简单的对话(也即是证正)来让美诺的奴隶重新发现或者“记得”真理。这个年轻的奴隶被邀根据在沙上面划的图案去找到一个几何问题的解法,也即是通过记入中的痕迹找到他忘记了的真理。难道不是这段对话里所包括的痕迹的问题驱使您发展出技术如记忆这个概念? 斯蒂格勒: 这是《美诺篇》里第二个重要时刻,当苏格拉底尝试演示,每次当我知道某东西,事实上是我记得它,也即是说我在我自身上并由我自已找到它,(这仍然是回响了两千多年的超验的问题,但这也正是其哲学见解:观念并不是被接收,而是被由它所栖息、其中的人构想,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概念)根据对这段对话的分析,里面画图的角色、图像(写入、书写、画图)的必要性震撼了我,然而柏拉图却什么也没有说,他当这些都很明显,虽然这已经是他所说的失忆[l’hypomnèse],自此我开始提出我研究的假说,或者说成为我自已的“学说”。 这个学说,对我来说如阿里阿德涅的线,二十年来我紧随着它,认为记忆自始便是失忆,便是技术性的,尽管这也涉及过往以及当下的:而回想(残留)也是由于失忆(一种记忆术)来支 持以及寄存,然而,大多部分情况下,因为被“自然化”它都是隐形的,也即是说:被剥夺了技术性、人造性、义肢性以及历史性,而成为“第二自然”,如看到鱼却察觉不到水一一它的生活场所。 我刚描述的是人类的记忆。 柏拉图用一个奴隶来做示范,他想要演示所有的人都有哲学思考的潜力一一尽管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不在思考。在这一点上我认同柏拉图。但是跟他不同的是,我相信我们之所以都具有哲学思考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都装备着一种人工记忆,它容许我们将问题由一代传到另一代。因为它容许时间的物质化一一包括时间的间距、空间化、保存、重新启用、重新时间化、重新传递或者重构,同时也是它的重新阐释以及转变(德里达称之为difference)一一“进步的”知识以及精神和这种人工记忆一起展现了它的历史性。我说的精神是由基本的属灵[revenance primordiale]构成的知识;但我也视时间的物质化作为这种精神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继续视我自已为唯物主义者。这明显是种非典型的唯物主义:一种几乎是“唯灵”的唯物主义,这并不是说精神可以被简化为物质,而是说物质是精神的条件,无论我们指的条件是什么。 美诺的奴隶,为了能“重构”或者“重获”几何的知识,被逼要勾划图形,也即是说将问题外置化。在我的研究里,我尝试指出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外置化的必要里面已包括我刚所说的一切。这是我力图明确提出的内容。我常常阅读以及重新阅读柏拉图,不时回到他那里,同时如我之前所说的,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柏拉图以及苏格拉底的书。我的硕士论文《资本主义、控制论以及文本性》写的便是柏拉图,我试图指出柏拉图作为以思考对抗身体的思想家,提供了第一个关于资本的重要思考(反工作,也即反实践[Praxis]);同时吊诡的是,他的形而上学也隐藏着一种控制论计划(指的是管理的科学,也即是说,在今天的词汇里,管理以及物流)一一特别是为了消除语言的成语特性[le caractère idiomatique du langage]以及思考的身体性[corporéité]。 自从1994年起,我所发表的都是为了阐释一篇我在八十年代完成了第一稿的文章,在1992年将它重新改写为我的论文的最后部分。这篇文章也是我的起点,也是唯一我感兴趣发表的东西,它将会是《技术与时间》第五卷(也即最后一卷)的内容,我是还在研究柏拉图的时候就已写了初稿。我之所以还没有发表,是因为它需要前四卷来为它铺路;而如果第四卷只是献给柏拉图(同时给弗洛伊德以及德里达),是因为我对柏拉图的“解释”正是我最终的目的。 作为一开始我就尝试在柏拉图思想里,在哲学的诞生中发掘的问题,在写《普特歌拉斯篇》之前,记忆并还没有成为技术的问题,失忆的特定问题。我开始去思考诡辩士普特歌拉斯(苏格拉底的朋友)讲的一个神话。那是关于厄别米修斯的故事,而这个对话录的核心问题是知道谁能参与政治决定,政治知识是什么(如果它存在的话)。为了辩称所有人都能获得政治知识,普特歌拉斯讲了在赫西俄德[Hésiode]以及埃斯库罗斯[Eschyle]那里得来的关于普罗米修斯以及厄别米修斯的故事。根据普特歌拉斯,有一天宙斯叫巨人普罗米修斯以及他的弟弟厄别米修斯去“召来那些还没有成为不朽的生物”,其中包括了动物还有我们人类。普罗米修斯接受了任务:宙斯交给了他一些潜力[Dunamneis],一些质量,或者字面上来说,一些能力,它们可以重塑制成包括人类以及动物的黏土,并让它们拥有这些能力。 厄别米修斯将问他的兄长是否可以由他来分配这些能力,而普罗米修斯也将让出任务给他的弟弟。这个厄别米修斯是个心不在焉的人,他总是想在勿忙中完成所有的事,就好像格里布尔[Gribouille][i]一样只做蠢事(但他之后又会反思,这对比一种知识:经历的知识,好像一些人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犯了一些错误,他们会认出这些错误并且作出思考,最后成为“智者”:古希腊文的形容词épiméthès便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厄别米修斯将这些宙斯交给他的知识分出去后,才发现原来他忘记了我们人类,我们之间相称为人,但是古希腊人则称之为会死的[mortels],而神则是不朽的[immortels]。厄别米修斯忘了将光明给人类,所以他没有办法将他们做成形:在他用来分配[moira]的篮子里已没有能力了。他只有跟他的兄长说他犯了这个大错,也即是忘记;普罗米修斯于是要到奥林匹斯山犯下第二个错,也即是从赫斐斯托斯[HéphaÏstos]以及雅典娜那里偷来技术[tekhnaÏ]来给人类,以弥补他们质量或才能的缺乏,但,人类将注定栖息于这种义肢性以及没有质量的状态中。 人类是没有质量的生物,而动物则不同,分配在它们之间的质量并没有出现冲突:柏拉图描述说在这些动物间达到了平衡:一些有速度,一些有气力,以此类推。由于这个缺失[par défaut]人类没有质量,与动物相反,他们要不断地寻找质量,也即是说他们的命运,也就是他们的时间。这个时间性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人类的本源,只有一个本源缺失,在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类没有本源。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是因为缺失。也即是说,他们只是他们所生成的。但我们将见到这种这种神话所说的本源的缺乏,可以以及必须提升到权利:这个缺失怎样可能是必要的,它如何成为必需的[ce qu'il faut]一一而且必须和法律一样。 因为没有质量,而且没有在终点上找到共识,这些有气无力的生物将持续战争,直至宙斯目睹人类为自身带来的威肋、以及自我毁灭的可能,于是派了赫尔墨斯在人类的灵魂上注入两种感觉:狄克[dikè]以及爱多士[aidos]。 “狄克”意思是正义。 “爱多士”,人们一般翻译为“谦逊”或者“羞耻”,有时是“荣誉”,同时也含有“保留”“克制”的意思:那也几乎是Metron的同义词,也即是测量。尼采将它翻译为“羞耻”,其中含有我想说的意思,有限的感觉,经历有限的生命,也即是说非不朽性,一种根本的脆弱,生活在错误以及堕落中,好像海德格尔所说的“现实性”[facticité],乃至沉沦[法:déchéance;德:Verfallen]的虚浮感。 “爱多士”是一种知道有限的知识。我称之为羞耻[vergogne]。 人类是没有限度的生物,因为他们是盗贼,是人工的生命,是骗徒,是复制的[mimésis]是技术的生命。这也是为何宙斯要给他们有限的感觉,因为他们不能正面地自我规定,不单是感觉;因为他们自身在实践的“狄克”以及“爱多士”没有事先被给予的规定。他们只能通过法律的理解来自我规定。这个理解,即是司法上的也是伦理上的问题,它不是随便的,也不是事先给予的:法律不是规定也不是章程,而是一个问题,因为它需要理解。 赫尔墨斯,为人类带来“狄克”以及“爱多士”的神,也是书写的神。也因为书写,我之前所提及的逻各斯的热情因此产生,最后是释经[hermeneia]的问题,是理解的问题,这也是哲学的核心问题。[ii]理解的问题是关于时间的问题,这个神话显示的是时间,对我们来说包括决定、理解、技术性的过程或者一个“本原”的义肢性,也即是本源的缺失。人类是人工性和技术性的,也即是说他们不能在自身找到意义,而是依靠他们制造、发明的义肢:这意味着他们是自由的同时注定漂泊,也即是我所说的本原的失向。他们要发明他们的彼在,[iii]他们的存在。这是为何海德格尔称之为“去存在”,[iv]“也即是自由,自我的责任,它没有如海德格尔自已说的被技术异化,而是相反的,由技术构成,技术性是它前提。 这个神话式的系统论述在安德烈·勒鲁瓦一古尔汉[Andre Leroi-Gourhan]分别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发表的《姿势和话语》[Le Geste et la parole]找到科学性的对应。这本著作总结了勒鲁瓦一古尔汉长久以来对史前以及古生物学的研究,特别是在南太平洋以及东方的技术人种志。因为这些人种志的问题引起勒鲁瓦一古尔汉对人类化石的兴趣。今天他是著名的史前学家,他同时也研究史前东非人发现的意义(史前东非人在一九五九年由路易斯·李奇及其妻玛[Mary et Louis Leakey]在南非发现)。史前东非人是约一百七十五万年前的南方猿类,而他们的两足祖先更早可以追溯到三百七十万年前。他们的体重大概三十公斤。这是名副其实的两足动物:头顶的乖直线有一个枕骨大孔。他的前肢解放出来,因此构成制造以及表达的必然性,也即是说外置。史前东非人的骨骸连同工具一起在奥尔都维亚时峡谷被找到。基于这些观察,勒鲁瓦一古尔汉指出使人之为人,以及构成在生命史中的突变,一种新生命体的出现的过程一一我们称这种逐渐的演变一一人化,也即是生命技术外置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是某些东西在生命体出现然后突然传到了外面,那是捕食以及防卫的条件,或者说求存(勒鲁瓦一古尔汉并没有真正地发展这一点:我比他更强调这点)。人类是一种以非生物性的器官求存的生物,也即是说由技术组成的人工器官。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勒鲁瓦一古尔汉指出技术是记忆的媒介。从南方古猿到尼安德特人,经由用两块石卵互击来产生火花所得出的碎石(某些姿态能产生有尖端的断层一一但要取得火已需要很强的技术性),到三十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年代的物件,其中包括用月桂叶来装饰隧石,需要一系列姿势来组成操作链以及发展极精细的工艺。 对比南方古猿以及尼安德特人,大脑皮层出现了一种生物上差异化:这是人们所说的皮层皱褶[éventail cortical]的开放。但根据勒鲁瓦一古尔汉,由尼安德特人开始,大脑皮层系统几乎不再进化。也即是说,尼安德特人的神经组织跟我们的很类似。甚至从尼安德特人到我们,技术极快地进化。这表示技术的进化不再依靠生物的进化。技术的概念不是一早便存在大脑的生物组织里。因此我们可以说人化便是外置化的过程:差异化的空间在生物空间外产生并且与之独立,在“内环境”(根据Claude Bernard,生物的基本构成原素便沉浸在其中)之外。 外置化的过程也即是我所说的第三层记忆的构成过程。因为根据自从分子生物学者的新达尔文主义,到19世纪末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的研究,我们认为性别化的生物由两种记忆组成:品种的记忆,我们今天称之为基因,而魏斯曼称为germen;以及个体的记忆,也即身体的记忆,保存在个体的中央神经系统里,同时也是经历的记忆。我们可以在让·皮亚杰[Jean Piaget]研究的日内瓦湖的椎实螺,以及在大猩猩中找到,也包括中间的昆虫以及所有的脊椎动物。我们之所以可以训练一条狗、一只年或者一头牛,是因为在个体记忆里有不定性的余地[marge d'indétermination],这容许通过神经细胞的可塑性来学习。[v] 但是人类有其他动物没有的第三记忆,由技术支持以及构成。一块切割好的隧石,拥有一种存在于非有机物质的由尺码构成的形式:技工的姿势记忆着[engrammer]一种可由非有机物传递的组织,在生命史上第一次开启了由非生物性媒介将个人知识传递的可能性。[vi]这正是为何类记忆不能与技术分开:使这种记忆人性化的,也即是它的灵性,是由一代传到另一代的可能性。正是这种代际间个人经历的直接传播在动物世界中被禁止,也是为何既没有动物文化也没有动物精神(或者,用古典语言来说,没有获得性特征的传承)。如果您告诉我某些猿类有这种文化,我愿意将它们归类到人类世界里一一或者说,如同这种第三记忆的胚 胎成份,我毫不犹豫地将它们放到人类史中去。也正因为这样,它们看起来跟我们如此相似。人类记忆跟技术不能分割,因为技术是后生系统发生的[épiphylogénétique]:我这样形容它是因为第三记忆同时是我们称之为后生的[épigénétique]个体经历的产物,也是系统发生的[phylogénétique]支架。[vii]也即是构成一种名副其实的知识累积的,一代传一代的文化门[phylum],我们不能再称之为人种[espéce],而是人属[genre]。 因为他的知识来自这种记忆的基本的外置性[extériorité primordiale ],如美诺的奴隶划在沙上来理解几何的图形:要思考他的对象物,他需要立即通过组织沙堆来将其外置化,组织沙的非有机性;沙变成了可塑性的表面,可以接受一种书写,特别是将其保存,一种几何概念的投射的空间与支架。沙上的绘画虽然不能永久保留,但是它能比奴隶的头脑更持久地保持图形元素的特征,因为奴隶的头脑在本质上是不断变动的:他的思想不断地改变以及删改,也即是说他是持存性的有限(我将会解释这个字“持存”的意思)。 我想说他的记忆动摇不定,他的注意力在物件间不断转移,故此他不能“意向”[intentionnaliser]几何物件一一意向在这里表示寻找物件的同一性、必然性、本质。在这里,绘画对于这个哲学家一一奴隶,对于他的付诸行动(也即是回忆)是不可缺的:这个绘画构成为我之后所称的理解的基础,它也是由奴隶划沙的姿势所产生出来的直觉的空间。他根据他的推理[raisonnement]在沙上划出推理的痕迹,同时沙保持了这些结果并将其呈现在他“眼前”,它们可以持续以及建立几何推理。 但这个可能性的前提是奴隶已经沉浸在引领他的语言里,语言给予他词汇,而他在事前已通过使用以及练习这种语言去明白它们的定义,例如“线”或者“表面”。语言的浸淫先于几何推理,(超)决定[surdétermine]了他跟从以及理解沙上的线条。关于这些线条,在进一步阐释它们所断定的语言以及痕迹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必须留意,在几何上来说,点并不存在一一如果我们理解存在一词为发生于时空之中。点绝不是空间性的:它是空间的一个条件。我们不能说,点是空间性的,除非那已不是点而是一个表平面。如欧几里德所说的,点并没有部分,而线则只有长度而没有阔度。而表平面,在几何上来说也不存在,因为它只有维度而没有容度:它是一个由其他理型(如不存在的点与线)所构成的理型[idéalité ]。点是两条线的交接的地方,而线则由点构成,平面则是由至少三条线所组成:我们谈的只是理型,在这些理型的可能性的范同内,我们可以构成仅是在实在的空间里投影式的、直觉的几何图案;它们是构成思考空间的可能性的理型的要素,但这些要素自身并不是空间性的,不是真实的也不存在。它们显示了经历的先验性[apriorité de l'expérience],以及作为这种先验性的一个条件,但它们自身并不能在经历中(在存在中)被找到。如康德所说的,它们构成了空间直觉的纯形式(没有内容)的先验元素。但是我们必须能够图形化点来将它概念化为数学理型,必须直觉地投射它来投射推理,也是如此必须外置化图形:这个图形是容许投射康德所称的模式[schème],也即是说容许将理解和直觉结合的东西。几何是空间的知识,而空间则是直觉的形式。空间的思考作为这种先验的形式,预设了图形所代表的投射能力。但这里我们必须留意,这种投射是一种外置化,它不只给予一种直觉的投射,而且构成了一种持存的空间,也即是说记忆的支架,一步一步地支持着时间流[flux temporel]的推理,也即是思考的理性。 因为事实上是胡塞尔切实地发展了这一点,他晚年时的理论跟年轻时的现象学相抵触,[viii]他称之为原几何[protogéomètre] ,也就是说第一次在眼前有着几何推理的明见性[l’évidence apodictique,第一次达到一种几何理型(我们想到既是诗人也是城邦创始人的泰尔斯,他同时也是著名的泰尔斯定理的作者),这种原几何的记忆是和生命一样有限的。这带来了两个后果:     1.为了进行图形推理,几何需要有能力将它固定在书写中:逐步地推理。作为先验的,同时又不是在经历中已完全被给出,几何物件是由思想流所建构:也是如此被思考。然而这个流,如它的名字所意味着的,是本质性地移动的:推理是一条河道,一道不稳定的水流,思想因此串连在一起,这些思考想要理解的物件是一个同一性[identité],而思考所追寻的,正是物件的同一性的定义,也即是说它的稳定性,超越它持续外表的多样性,呈现在思想的河流中。几何学家需要同时绘画以及书写以客体化以及固定他的推理,在事后以批判的距离思考它,中断它,以及从中断处重新开始,如莱布尼茨所说的“从容不迫地考验”它。     2.但是,另一方面,书写是建立智性(希腊文:nous,即是理性也是科学)的技术性的、超验的可能性条件:胡塞尔认为建立无限任务的几何“主体”,不是一个“我”,而是超验的我们。而只有在我之前所提出的后生系统发生的[épiphylogénétiques]支架条件下,超验的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情况下,对于几何学家来说,即是在绘写的条件[conditions de l’ecriture orthographique]下。事实上,几何是几何学家的对话一一由孤立的几何学家开始,以便可以与自已对话,也就是说,辩证性地思考,同时也是贯时性的[dia-chroniquement]以及诊释学的,在反复中给予差异,也就是说重新开始一些之前的推理,同时跟当前的推理对立,好像将讯息、传给自已,同时将他的想法置于非矛盾法则之下,也就是说统一他连贯的思想流。 绘图以及书写是几何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以及外置性的两个维度。几何是由各种元素(点、线、平面、角度、弦等)由一个视之为理型的语言来定义的图形。但是这个语言只能在某种条件下才能下定义,也即是当它能被拼写性地[ ortho-graphiquement]记录,容许将思想一步一步地,以及在文字上留下痕迹[engrammer],而不失去语意要旨。后生系统发生论有自身的历史,如果没有清楚知识生产的后生系统发生阶段,我们不可能了解知识的可能性。这个后生系统发生的浴缸,包含语言、技术、符号及工具:语言以及技术标志着外置化的过程,它们如勒鲁瓦一古尔汉所说的,是在生命史里同一绝对新颖的现实的两个面向。必须留意的是,这个外置化过程,并不先于任何内在一一相反的,它即时产生一种内在化,也即是说它总是同时内在化以及外置化。语言这样看起来,有必要的部分与技术现实相连,如我们理解它为一种不由基因决定所构成的社会产品,但是它有一种动态的结构,组成了我所继承的系统,我可以内化以及改变(譬如说语言的游戏规则,以及技术的功能性组织)。 这个外置化的两面,我称之为技术一逻辑[techno-logique] 。在内置化的时候,它总被遗忘,也容许遗忘基本的外置性,如鱼永不会看到水一样,因为它们只能看到里面的东西。所以康德看起来相信数字五,或者数字一千,是精神可以先验性地拥有的概念,他忽略了如果没有一个书写的数字系统的话,数字一千几乎是无法想像的;而这个数字系统在人类精神史还是比较近期的。”[ix] 柏拉图经由苏格拉底的口中说灵魂是不灭的,而它在前生已了解事物的本质,所以在此生里他可以重新找到—比如奴隶的平方运算,或者美诺对真理的本质的知识,他指出这些都已在[déjà-là] ,[x]而且在这些已在里,我们找到问题以及出路。但是与柏拉图相反,我相信这个已在是本质性的外在;而这个外在,也是世界,它遵从后生系统发生条件的组织。这些条件随着进化以及内在的生命而改变。相对于“内在”,它内在化“外在”,而内在化的过程中,它又忘记了外在:它忘了自身的运作,因此自然化了知识。举例说,数码化,首先便是个运动神经以及身体的系统,一个长期练习的资势的组合(用手指数,然后用算盘,[xi]或者乘法表,最后在心里),被组合成一个心算的形式,同时忘记了它是手工的本源。 康德的错误在于相信这个计算的“心理状态”(mentalité ,这个心理特征)是先于手工操作的、“数字性的”可能性。事实上,意识支配他所说的模式[schéme],而模式构成了先验的 形式,这意味着所有意识流动必需持有的一种形式,以便能够理解一个数字。 但是这个数字的理解预设了它的外置化,同时,它的内在化,在数字系统的形式下,一个外在的影象支持着模式的制造,它预设了运动肌的行为、姿势。康德的这个错误,也是今天认知论主义者犯的错误,譬如说杰瑞·福多[Jerry Fodor]由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那里所领会的思维语[mentalais]的理论,以为大脑先天地拥有一种“思想的语言”。古典形而上学,同样也是当代的认知主义者形而上学所忽略的,是我们现在将要讨论的第三持存[rétention tertiaire],我在与时间现象学互相矛盾的对话录中编造了这个概念。 [i] 格里布尔在法文中是一个谐角,他为了避雨而躲到水里,泛指愚蠢的人。 [ii]译注:Hermeneia一词来自赫尔墨斯[Hermes],因为这个传命之神可以将人类不明白的事实,以人类的智慧和语言表达出来最后演变成今天我们熟知的诠释学,在这一点上斯蒂格勒巧妙地将诠释学、书写和技术挂钩。 [iii] 译注:être là指的是海德格尔对存在Dasein的诠释Da-sein。 [iv]...

为一个逆熵的未来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一、自动化和逆熵 这个演讲的中心论点,出自我最近的书,《自动化社会》[La société automatique],我用了其中的一些结论。这本书要关注的是随着数码化时代到来而出现的彻底和普遍的自动化所引发的问题。书里,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算法所支持的自动化,导致了工资劳动和就业的减退,造成随时即将到来的生产收入再分配这一凯恩斯模式的消失,这一模式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使那个宏观经济系统得以收支平衡的基础。 自从博兰尼[Karl Polanyi]在1944年描述了那个“大转折”之后,这个转折已将我们带到今天所说的人类纪[Anthropocene],一种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巨大的转折,但这个转折也给了我们一个另选: 一要么,我们继续被领到那个高度无产阶级化和一般化的自动导航形式上,造成结构性的入不敷出,和令我们晕眩的熵的增加; 一要么,我们就应该将自己拉出250年的工业资本主义将我们拖入的一般化的无产阶级化过程。这第二个选择,要求我们大规模地培育我们的逆熵的能力,通过一种感知性的网状[reticulation]政治,因为,只有这种政治,才能使各种自动设备、装置、自动系统,转而去为个人和集体的去自动化能力服务,也就是要让这些自动设备和系统去生产出逆熵式的分枝[negentropic bifurcations]。 当前正在进行的转折之所以这么巨大,既是由于效应产生的速度,也是由于这些效应所具有的全球性影响。所谓的“大数据”,是这一巨大的转折的主要样例,它正在将全球化的消费,引向对所有知识的(生活知识,动手制作的知识和制造概念的知识,如何活和如何思考的知识)的毁灭。 所以说,人类纪,实际上是一个熵纪[Entropocene ],也就是说,是一个产生着大规模的熵的时期,而这恰恰是因为,原来的这些知识,正在被打散和自动化,这些知识现在已根本不再是知识,而是一些封闭系统,也就是说,熵的系统。而知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总是包含着这样一种脱自动化的能力,只有这种能力,才能生产出逆熵。当安德森宣布大数据时代,也就是他所说的数据大洪水里,理论将终结时,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关闭一个开放的系统,将会导致那个系统的消失。 既然那是建立于无产阶级化和知识的毁灭的,通过就业来重新分配生产果实这个模型,本身也注定将要一起完蛋。我们必须构想和实施另一个再分配的模型,如果我们想要在数码自动化的时代里达到宏观经济的收支平衡的话。我们必须采取再分配的新标准,不能再基于劳动生产率。生产率,在今天,已只与机器相关,而今天的数码机器,已不再需要我们去工作或就业。 黑格尔所说的雇农[Knecht]的体力劳动,也就是那种生产出熵和知识的体力劳动,在19世纪,就已被无产阶级化的就业所替换,被某种被迫屈服于机械的无产阶级的劳动所替代;机械劳动,不光因为消耗油料,才生产出熵,而且还由于造成了被雇佣者方面的操作的标准化和继后的知识的丧失。这一知识的丧失,到今天已如此地普遍,甚至都影响到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正如我在《自动化社会》一书里所说,和他自己在2008年10月23日所作的陈述。 人类纪是不可持续的:它是全球范同内的高速和大规模的毁灭过程,它当前的走向,必须被逆转。我们应该以逆熵纪[Negan-thropocene」这一说法,去责疑和挑战人类纪这一说法,也就是说,必须找到一个通道,逃出这一宇宙层面上的死胡同一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拿出哲学家怀特海向我们提醒过的一种新的思辨式宇宙学。我们在演讲里不可能详细地来发展这后面部分,但也许,我们可以在讨论部分里来展开这个。 我在过去说了很多次了,必须实施新的标准,才能在逆熵纪的经济里,组织出新的再分配,而这些标准,要求我们摆脱目前的自动化,这要靠我们大家来努力。这一必要性,要求我们像经济学家森[Amartya Sen]所说的那样,去恢复那些能力,他把这些能力置于人类发展一一也就是人类的个人化过程的基础之上。 二、知识、自由和中介 森将“能力”与自由之发展相连,而自由,根据他的定义,总是既个人,又集体的: 我们不得不将上仪自由看作是一种社会介入[social commitments ]。[i] 这样看,森仍然是忠于康德和苏格拉底的视角的。能力,构成了经济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而自由也是这种经济活力和发展的基础: 自由的扩展,在这一方式上看,既是首要的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ii] 自由,在森的定义中,因而是中介[agency]的一个形式:行动的力量[the power to act]。森所举的消费主义(也就是说相对的富裕)压制我们的能力的那一比较例子,也已很著名了:美国纽约贫民区哈勒姆的黑人居民,比孟加拉国人民的平均寿命还低,而问题恰恰出现在纽约黑人的“中介”上。 自由,在这里,是一个知识的问题。由于自由是一种既个人又集体的能力,而这意味着:自由是心理地和集体地被个人化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森设计出了人的发展指数,来与经济发展指数作对比。 我想通过不同的分析,来扩展森的论点。我的这一分析会通向另外一些问题。尤其,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下面这一问题:心理和社会的个人,可以与自动设备发展出什么样的关系,以便在现有的工业和经济系统里实现个人和集体的分枝[bifurcations]而这一工业和经济系统往往已被大规模地自动化,正在走向封闭,那我们该怎么办? 人类纪,就它也是一种熵纪而言,会彻底实现虚无主义:它生产出了对所有价值的不可持续的拉平。这一拉平,要求我们跳跃到一种“重估一切价值”的姿态当中。我们必须使这种重估一切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说的“普遍经济”,才行,巴塔耶的理论我在别的地方已讨论得很多,总的说来,他的这种理论是在要求我们重新考虑力比多经济。我现在在这里描述的这一运动,无疑不是严格意义上讲的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我这是要邀请大家去思考失序和有序这样的问题,是希望大家去重读尼采。失序和有序,在这个演讲的后面部分,将被理解为:成为和未来。 三、成为和未来 如果还有未来,而不光光是只有成为,那么,明天的价值,将位于对逆人类纪[Neganthropocene」中的那一正在到来的经济的构成性逆熵[constitutive negentropy]之中。 成为与未来之间的在实践和功能上的区分,必须成为对这样一种经济的评价标准一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构成人类纪的系统之熵。这一经济要求我们从人类学跳跃到逆人类学之中。这种逆人类学必须基于一种我所说的普遍器官学和药学:药,是人工制品,是人变成人[hominization]的条件;人成为人,是人工器官和组织的源发于器官的过程,但这一人通过人工制品或药来变成人的过程,总是既生产出熵,也生产出逆熵,因而它总是对人变成对成为人的过程的威肋。 我们要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提出关于未来的问题,是想要去弄清如何才能评估和测量逆熵性。这个概念,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称作负熵,贝雷[Francis Bailly]和隆戈[GiuseppeLongo]称作反熵,它总是根据某一个观察者来确定的(详见阿特兰[Henri Atlan]和莫昂[Edgar Morin]的著作)。也就是说,它总是与由它所产生的某种本地性相关地来被描述,总在一个或多或少是同质的空间里,来被区分(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种逆人类学总也是一种地理学的原因)。从一个角度看去的熵,可成为另一个角度下的逆熵。 知识作为一种动手制作的知识,也就是这样一种知识,我得找到一件事做,这样才不会崩溃,不会走向混沌,我需要知识,才能这样。作为生活的知识,也就是使我活在其中、不想毁灭它的能使那一社会组织变得丰富和走向个人化的知识,以及概念知识,也就是那种我只有经历其转变,才能继承的知识,和只有通过苏格拉底说的长记忆,才能被激活,才能被改造的知识,西方正是通过这一长记忆,才不断走出其本地性的。所有这些形式的知识,总是在集体地定义这一或那一人类存在领域的逆熵。 我们所说的非人类性,是对人类性的逆熵的可能性的否定,也就是说,是对人类的感-知性自由的否定,因而,也是对于人类性的中介的否定。森所描述的自由和能力,必须从这一宇宙的角度,联系着怀特海的“思辨宇宙学”,来被感知,将它看作是构成了一种逆熵的潜能一一作为一种本地化的系统的开放能力,因为,这种我们所说的人类性,会乏力、败落为更简单的形式,也就是说,会成为非人性。[iii] 原因只在于,人类性,是在第二种程度上既超熵又逆熵的:人这一物种,是存留于器官之上的,或像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所说,人在其构成性上,就是很模糊的。 四、据列维-斯特劳斯和他之外的人所说的作为熵学的人类学 除了根本意义上的本地性之外,一个开放、逆熵的系统的特点,是其相对的可持续性一一或用另外的话来说,它的有限性。属于逆熵的东西一一不论是习语、工具、机构、市场、欲望等等一一总是处于不可避免的败落过程之中的。 我所说的个人性文本[idiotext],我在后面将来定义(这部分还未出版),是一种开放的本地性,它被吞进另一更大的本地性之中,或被吞进一种我所说的巢式螺旋[nested spirals]之中了,它们通过人在心理上将自己个人化,来一起生产出一种集体个人化的过程。在莫昂的《自然的自然》[The Nature of Nature」一书里,这是早就有线索的。但莫昂和阿特兰一样,忽视了那一根本的也就是人这一物种的逆熵性的器官层面(即技术和工人的层面)。这一层面也是药学式的,也就是说,既熵式又逆熵式的,因而要求连续的裁决一一这是要做出一些谈判,使知识成为这样一种操作:既是治疗也是治疗手法。 一个自我文本往往是高度药学式的,既熵式,也逆熵式的,因此,这些倾向,会构成一种动力,在其中,具形或动机开始冒出。它们就是我们的期待,也就是,它使我们区分未来与成为之间的差异,并使这种未来与成为之间的分裂能够持久下去。知识正是通过编织这些具形和动机,才形成,成为一代人之中和几代人之间的跨个人化循环的。 21世纪初,在工IRCAM(现代音乐实验中心),通过研究音乐学,我展示了这些倾向的构成,证明它们是由心理一身体有机物(技术个人)和社会组织(集体性个人化)之间的谈判而实现。正是通这一谈判的复杂性,普遍器官学的主要原则,才得以形成,成为一种药学式戏剧,也就是说,成为总被翻新和重新提出来的那个问题:逆熵式征服总会败落为熵垃圾。 这一观点,与列维一斯特劳斯在《热带的忧郁》一书结尾的结论刚好相反。那里,他回顾到,“世界是没有人就开始了,世界结束时,人也将早就不在”,他还说,人是朝向“原初事物的秩序的瓦解,和加速地对物质作更大的反作用力的方向上,去作出有力的组织,以致于某一天,人会撞到终点上”地工作着的。他还说: 自从人开始呼吸,和吃东西,中间通过发现火,直到他发明了原子和核电装置,一一除了它忙于生育的那一会儿,人做的事情,无非只是将上万亿的结构没心没肺地捣烂,将它们分解为不能再整合的状态。[iv] 因而,列维一斯特劳斯以更激进的方式,提出了不要存在地去成为[becoming without being」这一问题,也就是,提出了宇宙总体上的不可避免的短暂性这一问题,也提出了由逆熵过程本身所形成的那些本地要素,总存在着熵加速的因素这一问题。 如果我们将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这一根本上虚无主义的命题当了真,那我们就不得不假设,我们与终结时刻已离得很近了。我们就不得不将还剩下的时间,看作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可将这一点剩余的时间随便打发掉,将逆熵性看作是短暂一现的了:我们就不得不将未来溶解到成为[dissolve the future into becoming]之中,将它看作是无和空的,将它看作是永不会到来的,也就是说,看作是最终一直都不会发生的,是没有未来的一个结果。我们也不得不认为,我们目前是正处于没有未来的成为之中。我们也不得不作出结论说,短暂的东西,因为它短暂,所以只是无。 真的,这就是这位人类学家对我们说的话。我是将我自己看作一个逆人类学家的。我对列维一斯特劳斯有两重反对: 一方面,理性,我们所理解的分枝的准-因果力量(这是德勒兹的意思,a quasi-causal power to bifurcate,也就是说,在一大堆事实之中,去生产出一种构成法则的必然秩序,总事关如何使我们配得上发生到我们头上的这一件事。[v]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怀特海所说的理性的功能:使我们的生活美好,使好的生活更好,也就是说,要与那一静止的幸存作斗争,这种死水一潭的幸存,是所有生命的熵倾向,我们必须反对。 而另一方面,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这一苦涩和看透一切的诡辩,严重地忽视了下面两个方面: 首先,作为“负熵”的一般生命,也是一种逆熵,只是从熵之中被生产出来,又总是绕回到那里:这是一种迂回一一正如弗洛伊德在《快乐原则之外》[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所说,也正如布朗肖在《无限的对话》[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中所说。 第二点,技术生命是逆熵,也就是说,它不光是有机的,而且也是对器官组织的放大和夸张的形式,但它同时也生产出一种熵,这种熵同样是夸张的,而且,像活的生物,仍会返回熵,但却是通过加快构成这一迂回的那些区分和不区分,而返回,速度在这儿构成一个本地的宇宙因素。 构成技术生命的这一迂回,是欲望,它也是一种无限化的力量。 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人具有一种熵的本质,会毁灭一些“创造”,一些“自然”,而这些创造和自然,具有着一种逆熵本质的一一活的、丰沛的、茂盛的动物性和植物性。这一印象会产生误导。植物和动物的确是高度不活跃的物质(所有的逆熵都是如此)的有机排序,但所有的生命都会反弹,只要它自身加强熵的过程,就能成功;植物和动物在其成为过程中自身也只是一种太暂时、最终只是白费劲的迂回。     通过消耗,因而脱开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谓的“结构”,所有的活的生物,都能参与到某种本地的熵增之中,并同时本地地生产出一个逆熵的过程。德里达所说的迟延[différance],如果我们真的要将这一概念与逆熵这一概念相联系的话,首先是关于经济和迂回的。如果我们可以说,迟延是对留存和期望的安排,正如德里达在《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中所指出,如果我们可以说,对于那些人,也就是技术式、感知式存在者而言,对于留存和期待的安扫排,是被第三留存改造过的,那么,我们应当能够基于迟延的概念,去重新定义经济和欲望(将其看作是通过这些转折和螺旋一样的迂回而形成的形式的汇合)。 不像那些纯有机物,被称作人类的存在物,是有器官的,也就是说,是在两个层面上都逆熵(和有熵的):两者都是活的存在,也就是说,有机物通过生育而带来的那些埋于进化的源头,也就是薛定谔所说的负熵的源头的那些“次要的差异”,造成了逆熵。这就是为什么列维一斯特劳斯会说,“人是只有在忙着生育时,才是不生产熵的”的原因了。而且,人是人为或人工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器官式存在,能生产出同一物种的类的差异,就是人类的那种差异一一而这就是西蒙东所说的心理和集体的个人化过程。 诡计[Artifices] ,则总有一些迂回,这些迂回多少是短暂的,比如像名为蚌蟒[ephemeral]那样的昆虫,是与玫瑰一样地“无缘无故”,而它们本身也是诡计式的。 而这些诡计,由于它们引发了艺术、制品和所有工艺品,还有科学,也就能使它们自己无限化,并使那些接受它们的东西,也被无限化,也就是说,走出它们自己的目的,将它们投身到一种对于一个正在到来的许诺的无限的期待之中,而光这个期待,就能刺穿那一不作区分的成为的视野。 你也许会反驳说,我对列维一斯特劳斯的反对,也就是说,器官式逆熵并不是有机的,而是构成了人这一逆熵物种,只是想说,器官性只是加快了熵过程,而熵过程则加速了终结的到来,而从这一角度缩短了那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这一迟延的时间。但这恰恰是误解了我努力想说出的东西。 无疑,与热力学以及生物学和动物学相关的速度问题,是关键。但在这里,这是速度的政治问题,其中有各种对立的可能。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了定义人类进化的动力,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层面上和多久地像勒鲁瓦一古尔汉[Leroi-Gourhan]所说的那样,“对时间和空间的征服”会增加或减少熵。我一直以来努力打造的这一“个人性文本”概念,恰恰是为了帮助不只是理解提出的问题[question],而且理解那一形成的问题[problem],如德勒兹所说的。 在像人类纪这样一个例外和不可持续的情形里,只有果断承担器官条件,也就是主动去采纳那些适于走向逆熵的器官条件,我们才能转变当前发生的技术矢量的速度。在一个数码已达到一秒二十万公里,或光速的三分之二的速度,也就是具有了比神经脉冲快大约四百万倍的世界里,只有这样的一种果断让我们的器官去承担或适应这样的条件,才能让我们真正地省下时间,也就是,作出区分,而且,这还要求我们的工业经济的重估一切能使我们介入到这个逆熵纪之中,帮我们从人类纪里摆脱出来。 如果有机性的器官式成为所基的这一夸张的逆熵性建立了一种逆人类学,后者能反速熵式的人类式的成为,它却仍能将这一加速转变成为一个未来,这一未来能错开和迟延这一成为,根据德里达在他所用的术语différence的两种意思上来理解的话。于是,我们就可以从这一作为欲望的对象的期待的启动形式出发,来建立一个逆熵和逆人类的未来,而这一欲望的对象是(心理、社会和技术的)个人化和整合的因素一一做不到这一点,延异将仍只是形式上的而已。 正是思及这些问题一一它们都被列维一斯特劳斯的那一忧郁的陈述擦拭掉了,他的悲伤和阴郁的话语抹掉了在成为之概率式重力下的未来的不确定一一我们在今天才应该去重新阐释斯宾诺莎。 五、感一知性间歇与宇宙式炫富宴 器官式存在能有目的地组织逆熵和器官学式的工作,这些工作,我们称作逆熵。这就要依它们如何从事这一既是心理上,也是社会的组织,也要依赖于它们有没有去关照熵的和逆熵的力量。它们的行为构成了这种熵或逆熵。它们既可以无所谓地加快熵的释放,也可以相反地与它作出区分和使它延迟一一这就构成了一种迟延,也构成了西蒙东所说的个人化,这个人化,他与怀特海一样认为,是一个过程。 我们这些支持逆熵计划的人,是将逆熵理解为关照的,将它看作是一种出于关照的经济。这一关照的经济,不是一种人类式地改造世界的力量,人类式的,也就是指:将人类当作主人和占有者。这是一种药学的知识,构成了为逆熵纪服务的一种逆人类学,很像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所构想的生物学的功能:作为技术生命之中的关于生命的知识,也像怀特海所设想的在思辨宇宙学中的理性的功能。 不消说,我们应该去识别在人类化的场地上人类化本身所产生的那些由逆人性[neganthropy]所生产出来的“消极的外部性”。这不是为了抵销逆人性,而是相反,是要通过培着一种不比生命更短暂的积极的药学,从人化走向逆人化。这种逆人化在成为过程中本 来也具有,在宇宙中存在的一切,也都带着这一逆人性。这一关照,正是这一逆人类学的要点,而这一点,列维一斯特劳斯由于忽视和一直有意隔离勒鲁瓦一古尔汉的思想,一直被当作耳边风。 会出现这一情形,是由于列维一斯特劳斯式的人类学,是基于对器官事实的压抑,而勒鲁瓦一古尔汉是一直关注这个的。列维一斯特劳斯也忽视了逆人类学问题,而逆人类学问题是走到人类学之外的。这一对器官性的压抑,是与耗费或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所设想的耗尽概念相关的: 每次,讨论的意义要依赖于有用世界的根本价值一一换句话说,每一提及那个触及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有可能肯定:争论总是被夹裹,那一根本问题就被躲闪。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允许我们向人定义什么是对他有用的。[vi]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所谓的非生产性耗费总是与献祭相关,也就是与“由某种关于失去的操作完成的……神圣事物的生产”相关。句一种失去,都是在献祭、神圣化和核准某个比任何存在物还更古老的存在物的是否拖欠(我是这样理解列维纳斯在这一点上的看法的)。在这一原初的拖欠期限内,形成了感一知性的间歇,它只能在逆人类学式地构想的宇宙总体中,来投射自己,也就是,必须将它当作是在熵之中创造分枝的知识和力量。 所有的感一知性分枝,也就是说准一因果分枝,都由一种宇宙式的炫富宴[cosmic potlatch而来,这炫富宴的确会毁灭大规模的差异和秩序,但同时也将一个巨大的差异,投身到了另一个平面上,构成另一个“放大的秩序”,来反对正在成为中的宇宙的无序,没有这种从未知中投射出还未到来的东西,它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独特性的宇宙。 耗尽,甚至也是一种社会功能,会直接导致竞赛式的,显然是反社会的分离行为。有钱人消费掉了穷人的失去,为穷人创造出了一个贬低和没落的类别,这最终导向了奴役。于是,显然的,现代世界正是用这个禁止奢侈的世界中的无尽地传递下来的遗产,来构想其奴役的,并将把这种奴役专门留给了无产阶级。[vii] 尽管如此,在这一被无产阶级化的世界,富人的耗费也仍然是不育,没有成果的: 被资本家拿来用作帮助无产阶级,并给无产阶级往社会等级的上方爬的些耗费,只见证了这些资本家的无能于彻底地执行一个奢侈的过程。一旦穷人真的失去了往上爬的可能,一点一点地,富人的快乐,也将空洞和中性化,让步给一种百无聊赖下的冷漠。[viii] 如今这个时代里,知识形式的自动化,构成了经济的核心。我们的知识几乎在否定它自己不是知识,知识成了非理论的计算。在我正在写的新书里,我将从知识体和知识论的角度,回到这一项目的研究,书的题目就叫《知识的未来》]L'aven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