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跨媒体艺术学院春季高研班“走向逆熵纪”，丹尼尔·罗斯老师（中）、斯蒂格勒老师（右）与高研班同学。
丹尼尔·罗斯（生于1970），澳大利亚哲学家与电影制作者，曾发表哲学专著《Violent Democracy》（暴力的民主，2004），与戴维·巴森联合导演哲学电影《 Ister》（伊斯特河，2004）。他的思想深受贝尔纳·斯蒂格勒影响，是其主要的英译者。（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丹尼尔·罗斯曾于2018年作为高研班特邀嘉宾到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讲学。上周四，8月13日，陆兴华老师与几个同学在斯蒂格勒老师常去的酒吧为斯老师做了纪念仪式，本文为丹尼尔·罗斯老师为这个仪式准备的文稿。
贝尔纳·斯蒂格勒的回归
丹尼尔·罗斯，2020年8月12日
中译：卢睿洋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但对我们来说，还远远不足以掂量他溘然离世的分量，贝尔纳，一位永远从他对世界的深切关照出发的思想家，而他所关照的世界正失去方向，失去未来。虽然许多人告诉我，第一次听说他的作品是因为看了他出演的《伊斯特河》这部电影，虽然我所读的第一本他的书是《技术与时间》这部巨著的第一卷（那是1999年，我读得很粗糙，我是从第二部分论海德格尔那里读起的，还非常愚蠢地略过了哪些不太有名的人，比如古昂（André Leroi-Gourhan），吉尔（Bertrand Gille），甚至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当年他名望还不盛），但对我而言，直到读了后来被合并译成《Acting Out》的两本小书时（译注：《Acting Out》为丹尼尔·罗斯参与翻译的第一本斯蒂格勒著作，合并了原先以法文出版的《Passer à l’acte》与《Aimer, s'aimer, nous aimer du 11 septembre au 21 avril》），我才感受到贝尔纳思想与著作中真正独一无二的品质，从那时起，这种品质在哲学、在方方面面重新定向了我的失去方向。换句话说，从那时起他改变了我的生活，往后15年，我的生活就是以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去关照贝尔纳，虽然常常隔着遥远的距离，关照他的思想的未来。
贝尔纳深深关切知识的丧失，这相当于劳作能力的丧失，同时，他深入思考关照能力的丧失，这种能力取决于知识、一切类型的知识的传递。在某种震惊之下，知识中的缺陷会突然暴露，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或已经变成了非-知识，震惊之余，知识总是急需转变。失去贝尔纳，便是这样一场震惊。它逼迫我们去重新思考那些我们本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关于思考、关于认知、关于劳作、关于关照。在这种压力下，我们急需贝尔纳所说的“两次塑造时代的折叠”（doubly epokhal redoubling）的第二次，我们希求的不是消除我们的非-知识，而是从中获得那些我们已经知道却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因为我们忘了，或者说，我们忘了如何关照它。一旦被回忆起来，它便会转变这一思想、这一关照，那意味着将它们重新发明。
为了努力让这种回忆（anamnesis）发生，我们或许可以借助这一短记忆（译注：hypomnesis，也可意译为技术记忆，即外化了的记忆），这一贝尔纳在2005年，在他的挚友德里达去世后所发表的短文。文章如下：
我们已进入德里达的回返之中——斯蒂格勒纪念德里达
英译：丹尼尔·罗斯
中译：陆兴华
校对：卢睿洋
学习如何活着的时间已经不够，也正是由于这一来不及，如何活的知识才被锻造成活的错失，并且当作是活的唯一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活之问题本身是作为一种不知道如何去活这一点来显现：非-知识之中的活，这种活着去死，德里达曾将它称作：活-死，和幸存，往下活。
德里达死了，他已经在从那一他从未停止去活和思到死的“活-死”那儿，向我们望过来--而不光给予死，而且他也给予死者，也就是说，给予在生活中、但已不活的东西的第一个名字，是增补，这一增补总已寄居在胡塞尔的“活的当前”之中（《声音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a）,《论写学》 （Of Grammatology）两书中所讨论的），也寄居在活的字之中，这种活的字里柏拉图曾认为是不带任何写的（“柏拉图的药罐”（Plato’s Pharmacy））。对这一关于原初的增补性、这一激烈的对源头的错失的肯定，对这一本身是非-知识的东西的肯定之后，德里达开始变得像那个城邦--现已成为一个被全球化的世界-的牛虻，也就是苏格拉底那样了。
从此他就再也没有舍弃过这一激烈的苏格拉底主义，从未停止、也将会继续用这一非-知识使这个世界不爽（taonner）--因为，这曾是解构、将是解构，是对于“源初的增补”的经验：苏格拉底对我们的萦绕，在审判决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警告了雅典人他们会被他萦绕。这一回返的结构，正是苏格拉底用eidolon一词来展开求索的东西，后来它被解释为关于本质的提问，而德里达是用他所说的增补的反复性（在《声音与现象》一书中），来重新展开他的求索。
但德里达所揭示的那一根本的增补性，也露出了所有掌握和主导和师法的不可能性，也因此是一种令我们难办的不知道如何去活—苏格拉底正式以这种方式回返。苏格拉底实际上是在用他的永恒的提问去刺毛他所在的城邦，使其不爽：ti essti?(那什么是你说的那东西呢?)柏拉图，他，以及与他一起的那些人，他身后的人，包括海德格尔，都落进了形而上学，将这一首要和最终的对于不知如何去活的知识的肯定，变成了一个“存在的问题”，许诺或甚至担保给我们一块可被真理征服的土地，和一种超越所有具有欺骗性的感性的可懂性，甚至许诺给我们一种来自此在，也就是说来自作为学着去活的存在的自己性或一种自身本真性（Eigentlichkeit）。
不过，苏格拉底所在的城邦由于不能承受他的这些提问，就告他不敬，而苏格拉底在对其作出审判的最后时刻，警告雅典人和他们的后代，说他会萦绕着他们地不断回来，不断地使他们很难办地回来，并且，他作为那一增补的回返——那一增补也就是柏拉图后来写的增补式文本本身，而增补性通过文本就成了一种一般化的回返——就幸存于这种非-知识本身中。审判中，苏格拉底实际上自己也已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因为他从一出场就被他的魔鬼（daimon）萦绕着了，在那一天的审判程序的结尾向众人宣告，说他将回返，因为他现在要去赶赴荷马和俄耳甫斯的盛宴了--在他喝下毒药之后。
德里达具体地体现了对这一“ti essti”的问题的去-沉淀（desedimentation），这一问题可被平静地译成“什么是XXX?”—而平静地成为“存在的问题”。这一去沉淀，就是所谓的解构，而后立刻就将他安装到了这一幽灵舞台上，它的首演台柱曾是苏格拉底，而这转而又成为引发攻击、愚蠢有时是仇恨、那些掩耳盗铃式的致命反动的东西，而那也正是孵化了指控者阿尼图斯的那些敌意和罪的东西。
在雅典，政治审判开始了，阿那克萨戈拉、普罗泰戈拉以及很多其他人，都付了罚金，或被流放；也正是在这个雅典诞生了作为这一审判的记忆本身、也作为对其的解释的短记忆（hypomnesic）记录的形而上学。只有苏格拉底主动选择与这个城邦对话，与它硬挺到底：死。德里达曾经和将一直是在这种档次上的人物。
他曾被、也将被苏格拉底淬炼，与柏拉图对掺（苏格拉底宁愿喝下毒药，也不愿意出卖那些他所刺痛的人的那一天，柏拉图是请了病假（柏拉图, 斐多篇, 59b））：“什么是（tiesti?）XXX?”这一问题，会不停地使任何肯定的回答在张嘴前就颤抖，会架空所有的托底、本真性、可懂的纯洁性，总先已被其自身的增补性、被其根源的错失、被对这一错失所做的短记忆式或书写式替代所污染和播散--短记忆式和书写式，也就是指技术式(见“弗洛伊德与书写的场景”（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信仰与知识”（Faith and Knowledge）两篇文章)，于是就打开了这一幽灵式的幸存，在其中，苏格拉底将永远与俄耳甫斯、荷马和德里达会饮。
德里达曾经是、还将一直幸存着作为一个决不妥协的、能成我们的榜样的刺儿头，同样的这类榜样性曾导致苏格拉底宁愿死，也不低头。他的生命将一定会具有榜样性，正如任何哲学式生命一样，但他将是在这一叫做苏格拉底主义的哲学极点来表现出他的榜样性的。直到最后，这一活到死之中，活-死，都是与他自己的战争，正如他这个夏天去巴西前所说，正是在与自己的战争中他才获得了对于所有套话的魔鬼般的警觉。他正是这样地拒绝了“知识分子”身后的种种陷阱，从不间断地表达他的惊天的脆弱性，直面死和法地去肯定他将无法学会活-学会死：他的非-知识抵达那么远的地方，而他对不可修复的迟到的感受，又将他永远地与黑格尔捆绑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