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Aug 自动化社会里的超控制艺术
自动化社会里的超控制艺术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一 我十年前就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我们已进入自动社会，我们的时代正遭受一种巨大的象征苦难。而这种象征苦难，将导致对欲望的结构式摧毁，也就是将要毁灭力比多经济:投机式营销已一统天下，正在系统地摧毁我们的冲动，冲动已被剥夺了所有的关联。这种象征苦难来自于一一我们可以追随多南[Nicolas Donin]的说法—我们的感性的机械转向，这一转向将个人的感性生活永久地交给大众媒体来控制。 象征苦难，和对欲望的摧毁，是既与经济相关，也与器官相关的:它既事关消费模式，也事关那些捕捉和驾驭消费者的关注的工具，这最早是在20世纪初由文化工业和大众媒体来实施的。这些被市场营销所控制的工具，绕开和短路了消费者的动手制作的知识，和用来生活的知识。消费者因此被无产阶级化了，正如在19世纪，生产者被短路掉了他们动手制作的知识和生活的知识，这一步在20世纪初就已充分完成。 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消费中，这一对我们的关注的工业式捕捉，也正在使我们的关注变形: 1、关注本来是通过教育来形成，经由第一或第二认同，而这二种认同构成了几代人之间的联系，在这一代际联系中，如何去生活的知识，才被精致化; 2、养大一个孩子，本来是要独特地来传输知识，而孩子们也会这样独特地去传输，传给他们的同志、朋友、家人和同辈，不论远近的; 3、由所有这些教育渠道，包括教育，所形成的东西正被工业地捕捉，转而被系统地扭曲。 欲望的经济是通过认同和跨个人化过程，编织进代际间的关系，成为一种通过将它们的目标转移到社会投身来维系的过程，而来实现。对于关注的工业式扭曲和转移，会短路和绕开认同和跨个人化过程。这就是我说的象征苦难，它由消费资本主义强加，最终会走向脱象征化，不可避免地导向力比多经济的毁灭。 在20世纪的下半叶，关注被捕捉的年龄不断变小:60年代，青少年可到手的脑时间，成了视听大众媒体的第一争夺对象，在法国是通过那些所谓的“边缘”电台。但到了20世纪末，婴儿的脑时间也成了争夺目标，通过所有方式的节目和电视频道，来使它脱离情感和社会的环境。 二 欲望的对象的被欲望，会使支持它的那些冲动的目标发生改变。这只是因为，欲望不光是欲望养的东西:它还使自己一致，使它自己理想化，也就是说超出所有的算计。欲望，是要去投资到一个对象身上，并去体验它身上的一致性，因而，毁灭欲望，是要清除所有的关联和所有的忠诚，也就是说，所有的信赖一一没有这个，所有的经济都将不可能一一而最终，则是清除所有的信念，也就是，清除所有的信用。 欲望的对象引发了对于生命的即兴的信念，这种信念，是由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来展示的。所有的爱，都是幻想式的，既然它给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带去了生命，给了那些平常没有生命的对象带去了生命。但由于这一爱的幻想，和这一卡蒂比[Abdelkebir Khatibi]所说的“aimance(爱幻)”[i](柯林斯[George Collins]在译德里达的《友爱政治学》时，译作“lovence爱幻”)才给了文明最持久的形式，给了它们真正讲来的幻想式情感，在其中，爱得以汇存。这种东西，是对于这种生命的不同寻常性的知识的体现一一由此，生命通过走向生命之外，来发明，生命以生命之外的东西当手段，去追求生命本身，通过不断增加的丰沛和制品的进化，带着自己往前走。我正是这样来解释古人类学家勒鲁瓦一古尔汉[André Leroi-Gourhan]所描述的生命的外在化运动的。 以那一比生命更多的东西作手段，也就是技术的、器官的和药学式的进化，地球上的人发明生命的这一人化过程。我们分析它时，不应避开这一进化过程，而它是不断被技术发明雕塑的。 爱，严格说来，是对人工制品的经验:是对我们所爱的东西产生恋物，这是非常必要的，一旦停止爱它们，我们就会被粗暴地拖入日常生活的平常性之中，去直面爱的情景的彻底的人为性。 二到三百万年前，生命开始穿过非一活性的人工制品，那时，首先出现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知性一感性灵魂，那个会爱的灵魂(正如我们后来从柏拉图笔下的狄奥提玛[Diotima]那里了解到的那样)。 正是那一非活性的人工装置，为生命保存了一条在力比多经济中的西蒙东所说的对生命至关重要的个人化的痕迹，否则，人的生命早就消失于死亡之中。使克莱芒[Gilles Clément]惊叹的生命的发明能力，成了瓦雷里[Paul Valéry]所描述的心灵(或精神)的生命一一随着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到来，这一发明能力成了精神的政治经济的基础，也成了今天对于踪迹的工业式捕捉的至关重要的工业技术基础。 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脱象征化，同一化和被囚禁于在冲动基础上的苦难，将所有的个人独特性都压制到了可计算性之中，而这种可计算性将当代世界转变成了一个沙漠，在其中，我们越来越矛盾地感到，随着工业越来越创新，不知什么原因，生命正在被发明得越来越少一一这种情形，在瓦雷里在1939年所称的“精神股价”的暴跌中，得到了极端的表达。 国家的衰落，战略式营销和金融化的独霸，在过去已被强加到整个世界，强加到了社会的每一部分之上，这最早起于1980年代。与这些变化同时到来的，是基于冲动的苦难和失落，而这毁灭了欲望，引入了不信、误信和失信。它们将继续伤害权威的所有形式，所有的机构和每一种生意，最终导致2008年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那种入不敷出。 当前和近来的踪迹工业[industry of traces]的称霸，是想要控制我们的冲动，其手段就是建立于社会架构的自动化和自动论。而冲动最终是无法被控制的，因而，想要以这种方式去疏导冲动，通过数学算法来强加一种自动的社会控制形式，最终只会将冲动驱入一种极端危险的程度，最终会分解它们。[ii] 三 随着网状阅读和书写的经由1993年后实施的全开放的网络的出现，数码技术已将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引向一种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里，超工业化的时代，成了系统性的愚昧的时代。 在实现了总体的电视化一行动(和电视一客观性)的各个网络之中，生产中心可以被脱本地化，巨大的市场可以同时形成，并远距离地被控制，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可以被结构性地分开，电子金融市场可被连续地连接，实时地引导到自动化之中，这种自动化通过将数学运用到“金融工业”之中，来达到。被自动化的决策于是就能在功能上与那一控制消费市场的基于冲动的自动机制连接了，一开始是通过大众媒体的中介，在今天，则是通过这种踪迹的工业，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数据经济(也就是个人数据的经济)。 数码自动化已成功地绕开了人的心灵的审思功能，在消费者和投机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系统的愚昧，它在功能上基于冲动，基于各个冲动的相互之间的作对。不过，在过去几年里，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似乎发生了一种普遍化的发呆状态[generalized stupefaction ],[iii]来与这一系统的愚昧相伴。 结果，最近的自1993年的数码空间的全面开放之后的一系列技术震惊，引起了一种恍惚。这些震惊的一次次到来，其重大的特征和后果，几乎使我们惊呆了，尤其是面对网络的“末日的四架马车”[Google, Apple, Facebook和Amazon]时。它们真的可以说是在拆解那些在启蒙时代里冒出来的工业社会。结果，就像我们工业艺术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所说，我们正在得一种“网络忧郁症[net blues ]，对那些相信或真的相信数码时代的许诺的人(包括工业艺术协会的朋友们和我自己还有其他的很多人)，这是很大的打击。 四 那些从工业民主的废墟中冲出的高度工业化国家，构成了业已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在19世纪，我们见到动手制作的知识的失去，在20世纪，我们见到生活一知识的失去，在21世纪，我们正在见证理论知识的失去的开始，仿佛，我们今天的目瞪口呆的原因，是那一绝对不能想到的发展后果所造成。 由于数码技术使彻底的自动化成为可能，理论，那些理想化和认同的最崇高的果实，也被看作过时了。与此同时，科学方法本身，也被认为过时了。至少安德森[Chris Anderson]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理论化的终结:数码大洪水使科学方法过时了。[iv] 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以自我一自动一生产的数码踪迹为基础，以剥削这些踪迹的自动化机制为主导，在其中，正在进行着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正如在20世纪，通过电视播放模拟式踪迹，造成了生活知识[savoir-vivre]的无产阶级化，也正如在19世纪，劳动者的身体服从于书写在诸机器中的机械踪迹，造成了制作式知识[savoir-faire]的无产阶级化。 正如在书写的遗迹里，苏格拉底已经看到，任何知识的外化，都会带来无产阶级化这一威肋、一一这个显然的悖论在于，知识的构成依赖于知识的外化。同样，数码踪迹、模拟踪迹和机械踪迹这些我所说的第三持存，也会这样，我后面会解释这些说法。 当德勒兹指称他所说的“控制式社会”时，他已在预言那个高度工业时代的到来。对关注和欲望的毁灭式捕捉，正是在控制社会和通过控制式社会，才发生。这一控制式社会，德勒兹用了这一说法来描述:20世纪末，由电视对消费者施加的非强制式的规整。这些控制式社会出现于消费时代的末期，它们的功能是在为向高度工业化时代的转移铺路。 在德勒兹几乎无法察知，但他和瓜塔里已预期到的自动化社会里(特别是当他们指称个人[dividuals]时)，控制实施了对细察[discernment]的机械式清除。而这一细察或揣摩，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krinon一来自krinein ,是一个与危机[krisis]和决断[decision]有共同词根的动词。这个细察，康德称它为理解[Verstand]，已被自动化和自我配制化之后，分析的力量,就被下放给了算法[algorithms]，这种算法通过感应器和动力执行机构[actuators]，而流失到了康德所说的任何直觉之外，也就是流失到了任何经验之外。 五 2008的年全球金融危机六年之后，我们仍不清楚如何去描述那一事件:危机[crisis]、突变[mutation]，还是变形[metamorphosis]?这些说法，都只是隐喻[metaphors]而已，都还称不上是思想。危机，这个说法有漫长的语义演变的历史了。在希波克拉底那里，它指一个病的进程的决定性转折点。那也是所有批评或批判、所有决断的源头，而to krinon ,是指在一些标准的基础上，去作出判断。突变首先可被理解为与生物学相关，尽管在法语里面，它的词根也有在日常生活中被调去其他任职地点的意思。变形是一个动物学里的术语，是经由奥维德，从古希腊传来。 那个金融危机事件过去已有六年了。似乎，心灵的无产阶级化，更确切地说，理论化的知性官能和科学、道德、审美和政治慎思的无产阶级化，与20世纪的感性的无产阶级化，与19世纪的工人姿势的无产阶级化结合在一起，既成了这一持续的“危机”的导火索，也成了它的结果。结果，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什么决断也没有作出，我们也没有到达任何黑白之间能够分明的点，也没有到达德勒兹所说的”分枝/二异[bifurcation] "。而这一危机的根源处存在的毒性，反而更加强了。 当一个促发因素也成了结果，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是处于一个螺旋之中了。这一螺旋可以很丰富和值得，也会将我们绕进一一如果没有找到新标准的话一一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向下的螺旋，使我们越来越糟糕。 我同意于斯当[Francis Jutand]的说法，我们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落入的后蛹状态[the post-larval state]，应该被称作变形，而不是一种突变:这里所发生的，不是生物式的，即使是生物式的，那也是通过生物技术，而且，从某些方面讲，那是在准无产阶级化过程中，才发生的。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危机了，或者说，我们不需要考虑它对我们的理论劳动的召唤了。这只意味着，突变使这一批判式劳动不可能完成了。这意味着，恰恰是由于它首要地造成了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这种理论知识，才是我们最需要批判性知识，后者，在数码化时代里正在变得不可能。正是这一原因，我想要基于蚕茧的隐喻，来理解这一危机的持久的性质。 在这一让人变傻的情形中，我们当前经历的自动社会的经验，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情性上下文(变傻)，在其中，系统性的愚蠢无疑正层出不穷，这可能是一种基于冲动的新资本主义，和新工业民粹主义，但也可与参考着另一种新的关心地来被理解:这一情形，如果不是惊慌失措的话，也会对我们变成一个肥沃的脓毒[skepsis]，会要我们开始对这一情形作全新的理解。而这有可能会促发新标准或新范畴的产生:这就是我所称的绝对的发明(或编目式的发明[categorial invention])。 这一新的理解或智性，会倒转药的毒性逻辑，形成一个新的高度工业时代，形成一个基于脱一无产阶级化的新自动社会，[v]而这也就能够提供一个破智性之蛹而出的通进，也就是基于积极的外在性和能力(在阿玛蒂亚·森的意思上)，也就是基于一种花粉传授式的贡献型经济的价值化的新自动社会。 六 而工作姿势的无产阶级化，必然会导向工人的基木存在[subsistence]的条件的无产阶级化。 Sub一sistence 感性和感觉生活的无产阶级化，以及社会关系的无产阶级化，社会关系的个部被限制条件所替换，将会导致社会公民的存在[ex-sistence]的条件的无产阶级化。 Sub-sistence Ex-sistence 心灵或精神的无产阶级化，就是理论化和慎思得以可能的知性官能的无产阶级化，是对科学(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致性汇存[con-sisitence]条件的无产阶级化。 Sub-sistence Ex-sistence Con-sistence 在高度工业化阶段，高度控制是通过普遍的自动化来实现。因此，它是超出了由德勒兹发现和分析的通过制成模型来控制的那一层面的。现在，理论化和慎思的知性官能，被当前的无产阶级化操作器所短路，而这个操作器就是数码第三持存，也就是记忆技术的制品一一止如模拟式第三持存在20世纪对生活知识加以短路的操作器，也正如机械第三持存在19世纪是对动手制作的知识的无产阶级化的操作器。 对记忆和时间的因素的物质和罕间上的复制，达到了人工的持存，这一第三持存会改变知觉与心理持存之间的关系。胡塞尔将心理的知觉持存称作第一存留，将心理的记忆持存称作第二存留。 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存留会进化，而这会导致第一存留和第二存留之间的游戏的改变，造成了跨个人化过程，而这个跨个人化过程每次都是特殊的，这些每次都特殊的悬置，西蒙东称之为跨个人性。 在基于第三存留的连续悬置的跨个人化的过程中，被共享的意义是由心理个人来形成，他们由此才能构成集体性个人，构成我们所说的“社会”。在这些跨个人化过程中形成、并被心理个人在所有种类的集体个人中间共享的意义，构成了那一跨个人化，那是一个集体的第二存留[collective secondary retentions]的集合，通过它，集体的期待[collective protentions]才能形成，也就是说，才能形成那一构成这一时代的集体期待。 如果，照前面提到的安德森的那篇文章预测，所谓的“大数据”预告了“理论的终结”一一大数据技术向我们指明了所谓的“高绩效运算”在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所能给我们带来的东西，而以数码第三存留的形式对数据的处理将实时地进行(以光速来进行)，并且是在全球范同内展开，几亿兆的量，通过存放于全球各地的数据捕捉系统，进入构成一个社会的每一个关系系统，那么，这只是因为，生产出和利用这一大数据系统的数码第三存留和算法，也使得理性这一综合官能被短路，就因为这一自动的理解之分析官能，是以离奇地高的速度来运转的。 七 无产阶级化已是一个事实。它是不可避免的吗?安德森认为，它不可避免。而卡厄[Nicholas Carr]就以比较严肃的方式暗示，对关注的摧毁将是致命的。我则持相反的意见:无产阶级化这个事实，是由数码性引起的，后者就像所有的第三持存的新形式，形成了药的新时代。如果不给出新治疗、新治疗法，这个药肯定会对我们有毒性。 开出这样的处方，将是科学界、法律界和一般的精神生命界和公民世界的责任，而首先是那些想要代表我们的人的责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勇气:这斗争必须针对数不尽的利益方，会触及那些一边遭受这一毒性，但一边也仍在喂这种毒性给他人的利益方。这一苦难的时段，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破茧期。 所有的第三持存都是药，意思是，我们没有去开创在身体和集体的第一存留和第二存留之间的、在存留和期待(通过期待，通过它们，关注的对象才形成，成为欲望的源头)之间的新的跨个人化安排，形成新的关注形式，新的跨个人化循环，没有带来一致性的意义视野和新能力。非但没有去做这个，这一药反而替代了心理和集体的持留，后者是只有在通过社会的跨个人化过程才能实现的心理个人化过程的基础上，才能被个人化和共享。而正是这种社会跨个人化创造了团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才能持久地在几代人之间地建立社会系统。[vi] 药总有可能短路跨个人化的循环，但药又是这一跨个人化过程的条件。尽管正是这一药，才使心理个人能通过他们的心理持存，去表达他们自己，形成建立于这些踪迹和设施之上的集体性个人，也就是建立于从这一药学中冒出的第二存留和集体期待。 一般而言，通过那一心理过程，一种新的药就会冒出。但是，今天，基于实时自动化，和规模巨大地发生着的跨个人化过程所引起的心理和集体个人化的短路，情况就不妙了。这要求我们作出详细的分析，能够去细思数码药的惊人的新奇性。 八 为了实现社会化，也就是集体的个人化，每一种新的药一一在这里，我们是指第三存留的新形式，总要求新知识的形成，而这总意味着要为新的药找到新的治疗和救治的方式，这种新的治疗方式，构成了做事的新方式和理由，做事和思考，就是去投射一致性，而这就同时构成了存在的新形式，而最终也构成了生存的条件。这一新知识，是我所说的悬置式加份的第二因素[the second moment of the epokhal redoubling]一一也就是说，是技术震惊的第二时刻，第三存留出现时，总会挑起这一时刻。 如果安德森能够说，无产阶级化的当代事实是无法克服的，那也就是在声称，我们是决不能带来第二时刻的，原因在另外一个事实上:他自己刚巧是一个生意人，捍卫的是一种极自由主义的、极自由化的角度。[vii]他仍忠于那种在1980年代初发生的保守主义革命之后在工业化民主国家内被实施的极自由主义。这一保守主义“革命”短路了模拟式大众媒体，短路了个人化过程，创造出了德勒兹所说的“控制型社会”。[viii] 对于安德森，对于我们，也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导致这一无产阶级化阶段的发展，或者说它的成为的，是内在地的熵过程:它会榨干它所利用的资源，在我们现在这个话题上说，它会榨干心理和集体的个人:严格说来，它将会导致他们的崩解。 九 在自动化社会中，那些被称作社交网络的数码构架，通过将人逼入那些强制的仪式，使心理个人扭曲，由此来疏导他们的表达，因为，个人是被所谓的网架效应拖着去这么做的。加上社会的网架成为自动化的群化效应，也就是高度模仿的情景，构成了弗洛伊德意义上所说的人为群体的新形式。”[ix] 人群的构成，和这些人群能够成形的条件，是古斯塔夫·勒庞的分析主题，弗洛伊德也对它们作过长篇的分析: 由心理人群所呈现的惊人的特殊性(德文里叫masse)在于从众following]。不管构成这一人群的个人是谁，不论他们的生活形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相像还是不相像，他们的被转化成人群这一点，使他们具有了一种集体的心灵，这一集体心灵使他们的感觉、思考和行动得与他们单单一个人时的感觉、思考和行动完全不一样了。有一些观念和情感，是只有这些个人形成一个人群后才形成，才使他们付诸行动。 心理人群是临时的存在者，由异质的因素构成，暂时地合成，正如构成身体的细胞形式一样，会团结为一个新的存在物，后者会呈现出与单个细胞单独具有的完全不同的特性。[x] 基于勒庞的这一分析，弗洛伊德证明，也有“人工”的人群，他是通过分析军队和教会来说明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工业也是如此。它也每天都在通过大规模的节目广播，构成这样的“人工的人群”。后者作为群众(弗洛伊德恰恰称它为群众心理学:Massenpsychologie)，是各工业民主国家的永久的、日常的存在模态，这些工业民主国家，同时也是我所说的工业电视式民主国家。 由数码第三存留所生产、与网络连接的人工人群，构成了一种“众筹”经济，它必须多方面地来被理解，认知无产阶级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大数据是那一利用着诸多形式的众筹潜能的技术的很大的一部分，而社会工程则是其中很可怕的一部分。 通过网络效应，通过网络构架允许创造的人为群体(比如说脸书上的几十亿的心理个人)，正用众筹的方式，包括用大数据的方法，被剥削，这已使下面这几点成为可能: 1、刺激这些个人去生产和自我捕捉第三存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人数据，这将会这些个人的心理时间内容[psychosocial temporalities]空间化; 2、通过以光速来循环这一个人数据库，去干预跨个人化过程，这一跨个人化原是由各种循环编织而成，而这些循环是自动和表演性地[performatively]形成的; 3、通过这些循环，并通过那些自动地形成的集体第二存留，几乎立即去转而干预心理第二存留，这也就是说，去干预期望和期待，并最终去干预个人行为:现在已有可能一个一个地去遥控和远程导引每一个人了一一这就是人们常在说的“个性化服务”或“人性化”。 互联网是一剂药，因而也可以成为一种超控制和造成社会崩解的技术。如果没有一种个人化的政治，也就说，如果关注不是通过特殊的第三存留，而正是这种第三持存，才使新的技术情境(以及所有的相关场景，往往是从语言开始)变得可能，这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分离的原因。 十 超工业情境将德勒兹所说的基于大众媒体模态的控制社会，带到了由自我生产的个人数据所生成、由个人自我采集和自我出版(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的超控制的阶段，被高绩效的运算，用到这些大规模的数据集合之中。这一被自动化的模型就建立了起来，这就是托马斯·伯恩斯[Thomas Berns]和安托瓦内·劳弗雷[Antoinette Rouvroy]所说的算法的统治。 通过将生产者植入消费者之中，并通过对所有形式的感应器和综合推动器和相关的软件的生产，数码让所有的技术自动化都被统一到一起(机械自动化，电子机械自动化，摄影一电子自动化，等等，都被统一)。但数码统一的真正史无前例的方面，是它让这些技术、社 会、心理和生物的自动设备之间可以相互表达一一而这就是脑营销和脑经济的真正要义。不过，这一整合会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总体的机器人化，而不光是会使公共权威、社会和教育系统、代际关系和心理结构走向崩溃:要形成大规模市场，要让消费系统含藏的所有商品都 被吸收，工资也应该被分配得使人人都具有购买力，但正是这一经济系统，今天正在走向崩溃，在功能上变得入不敷出。 所有这一切会对我们显得完全压倒一切地无望。但这是否正有可能逼我们从这一事实的状态，也就是这一总体的瓦解出发，去发明一种超控制的艺术[art of hyper-control]?比如，通过重新强调德勒兹在给塞尔吉·达内[Se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