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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的无产阶级化时代里责疑康德——关于判断的美学理论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第一讲:感性的无产阶级化 我们可以将这一系列讨论称作:<在普遍的无产阶级化时代里责疑康德关于判断的美学理论>。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为了回答,让我们来看一下杜尚的创作轨迹。 一 在《裸女下楼》与《小便池》之间,也就是说,在1912年至1917年之间,在杜尚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为什么这一发生对我们今天是至关重要的?我本星期的四个讨论班和一个讲座,是要来回答这一问题。在1912年到1917年间,杜尚越来越关心可复制性[reproducibility]问题了。这一可复制性问题,始于摄影和时间摄影,后来把我们引向了泰勒[Frederick Taylor],也就是说,引向了现成品[ready-made]。现成品首次出现于针对大规模重场的系列生产之中。正是在这一新的时代里,关于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的新问题被打开了。 我已在我的《象征苦难》[On Symbolic Misery]一书里努力向大家证明,在福特[Henry Ford]和贝尔内斯[Edward Bernays]的时代,文化工业的发展,通过疏导装置和知觉的复制,导致了消费者的感性无产阶级化。 贝尔内斯,也就是弗洛伊德的外甥,大家请看弗洛伊德家族谱系,正是他,通过有组织地捕捉消费者的关注,因而也捕捉了那些力比多能量[libidinal energy],后者是营销必须努力将消费者的原初对象[primordial objects]重新转移到商品时必需的,他于是也就发明了营销的基本方法。这一无产阶级化过程,也反映了工业机器时代是如何使生产者的被无产阶级化变得可能的。我所用的“无产阶级化”一词,在这里,是指知识[savoir]的失去。 对于音乐家巴托克[Bela Bartok]而言,这一知识的失去,正是出现收音机后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就像唱片一样,收音机让我们能够不会演奏就能听到音乐。在1937年的一个访谈中,巴托克说,不同时识谱的人,是不应当让他听音乐的。显然,对他而言,不识谱或不会演奏的人,是不会真正有能力去听音乐的。 我们将会在星期三来讲凯勒斯侯爵[Baron of  Caylus, :AnneClaude de Caylus]在1759年与狄德罗的辩论时所说的那一每话,而到了18世纪末歌德也说了同样这每话。这每话是:要来谈论一幅不同时由自已亲自复制过的画面,是不可能的。而如果我们看一下法国画家胡贝尔在1796年画的卢浮宫里的现场(图1),那时卢浮宫刚刚才成为国立美术馆,是人人都可进入之后的第三年,我们看到参观者儿乎全都是艺术家,都是在里面复制那里的绘画。到19世纪,塞尚将会来卢浮宫做同样的事。正如他在一封信里向朋友贝尔纳[Emile Bernard]所解释的那样,他认为,比方说,人是不能够看见他只有通过画才能向人展示的东西的。我们能画出多少,才能看到多少。 我们将不得不证明,在发生的这些正是对厄库尔[Jacob von UexkÜll]的感性一运动环[sensori-motor loop所做的改造,(图2)下面图示的,是最近对这一个“环”的再现。 从这一刻开始,它开始在人工器官之间连环,使得对于感性的一种感一知性和艺术性的、精神性和智性的表达,成为可能。这种感性在这时变成惊叹了,法语里的那个字sensationnel,在英文里,就有terrific[棒极了]的意思。 图1 图2 二 在整个20世纪,本雅明所称的具有“机械复制性”的种种技术发展,导致了作为艺术业余爱好者的特长的心理一动机知识[psychomotive knowledges]的普遍的退化。 这一退化,是由感性的机械转向造成,后者导致了业余爱好者的无产阶级化。这使得业余爱好者失去他们的知识,成为一个文化消费者一一有时甚至被转变成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有教养的势利者”[cultivated philistines]。 这些问题一一以及由这个反一艺术家杜尚所提出的关于在他所描述的,艺术家们自已也已被无产阶级化的时代里艺术作品的目的这一问题一一在今天,正带着全新的上下文,来挑战我们。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也是与杜尚所说几乎完全相反的时代,其中正发生着感性的第二次机械转向。 这第二次转向是由数码技术带来的。通过数码技术,每一个人都能到手的那些捕捉、后一制作、索引、发送和推广方面的技术一那些至今仍被看作工业功能的技术,过去是被霸权地由我所说的营销和文化工业的心理一权力所控制的技术。 这一感性的新的机械转向一一它不再是模拟的,而是数码式的了一一却也导致了业余爱好者这个人物的复兴,也就是说,导致了力比多能量的重构。这些力比多能量在一直以来都被消费主义机构疏导和改道,终于造成一种驱力经济[economy of drives],也就是说一种力比多的脱经济[libidinal diseconomy]。 什么是业余爱好者,如果他不是一个力比多经济人物的话?业余爱好者“热爱”("amat来自拉丁动词“amare ]],也就是“爱”):这正是使业余爱好者成为业余爱好者的东西。艺术业余爱好者热爱的是艺术作品。而就他热爱艺术作品而言,这些艺术作品对他们也起了作用一一也就是说,业余爱好者被这些艺术作品改造过了:被个人化[individuated]了,这是在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作为一个过程的个人化这一意义上说的。 这些是我在本周讨论班的四次课中所要处理的一些问题。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回到康德。 三 为了让一个艺术作品,任何的艺术作品,去作为艺术作品出现,也就是说,使它成为艺术之作品,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相信它是一个作品,并相信它是作为一个艺术作品的作品。只有我们相信它,艺术作品才能作为艺术来发生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康德就已经在说这个意思了:作为一个不能被证明、因而永不可能被确证也就是说被当场以物相证的审美判断的反思性,至少从这一个角度说,这是预设了某种信念。这仿佛是说,每一个艺术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对它自已的揭示,只有通过将它自已展露为一种启示,形成某种教义,才能真正展露它自已一一这在某些情形中就形成了学校(学派)、小教堂、大教堂,有时甚至就导向派系分裂。当我将某个艺术作品看作是美的,我必然会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发现它是美的,康德说。不过,在我的思想的最深秘之处,我是知道的,情形不会像我想要的那样,而且永远都不可能那样的。这也可以被说成:作品的美,是永远无法被识别的,如果识别是意味着将它确立为真实,就像在“证明”和“演示”时那样。审美判断将永远只是作为我的信念的某种状态被保留下来,它可能被更广泛地分享,比如,被我的朋友们分享,或甚至被我的“时代”所分享,作为时尚,或作为一个被接受的观念。不过,审美判断的对象,将永远且真真正正地依然不可能,也就是说,不能被证明的。 不管审美判断是个人作出,还是集体作出,它总属于下面这个秩序:它是一个反思判断,而不是一个确定判断,意思是说,它属于那个信念的秩序,也就是,是处于那关于一般艺术的经验的存在模式之中。 在20世纪,这一信念与某种丑闻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但根本性的关联,也就是说,落进某种陷阱和逆转(而这就是古希腊语说丑闻时所用的那个字:skhandalon)中了。这一关联是19世纪以来形成的,是从《奥林匹亚》[Olympia]这幅画开始的,这是马奈的那一著名作品的题目,也是霍夫曼[Ernst Hoffmann]的《沙人》[The Sandman]中的那个动画木偶的名字,而这故事,在弗洛伊德分析什么叫做暗恐[uncanny]时,这个形象起到了核心作用。 而这一关联,随着达达主义的到来,变得更明白。这一新的种类的信念一一我们可以称它为倒转的信念一一在相互竞争的大教堂和小教堂之间,是表现得最为明显了:有些比另外一些更教条些,有些更纷争一一这些教条其实我们也可称作趣味,或运动。不过,这些趣味或运动是社会性的跨个人化[transindividuations of the social]过程,如果我们可以将社会性理解成心理和集体的个人化过程的话。 因此,仿佛是可以这样说的:反思式判断不光是共享的,而且也是建构的一一它是运用了很多的人工诡计[various artifices]后才达到的,而且,这一人为的判断的形成和它的反思性,是可以成为艺术本身的一个层面的。不光是在一个层面上,而且甚至艺术作品的形式本身,也是可以是人为的:它可以成为约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意义上的社会雕塑。 是啊,恰恰是在这同一意义上,艺术成了高度投机(思辨)的营销的全球发展的一部分。我们看到的像“网上口碑[buzz] "这样的营销技巧,其实也是心理一权力的一种模态。这样的营销技巧,利用的正是个人的反思性和无可避免的自我一暗示层面,而不光光利用了集体判断。艺术的神秘学[mystagogy]于是受到了威胁,正在变成:神秘化[mystification]。 所有这一切都来自可称作社会雕塑的药学[pharmacology of the social sculpture],来自永远受到神秘化威胁的神秘学。一旦神秘化,药学就成了这种神秘化的材料。而这一对峙并不起自波依斯,而是起自杜尚。 四 这一切向我们提出了关于可一般地称作信念的这一感-知性行动的工具和技术条件问题。这一问题仍需要被重新提出来,在这个有的人将当代艺术当成了像宗教那样的封建迷信,有的人则又将它当作了死硬派、狂热分子、诺斯替派和不可知论者的借口的时代里。艺术的神秘总是穿越它所动用的工具,正如在膜拜中,我们也要用到工具。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特殊问题,是这些工具越来越过时了。这么说时,我不光想到了艺术家所采用的技巧,而且也想到了他们所加入的各种组织(就它们也是我所说的一般器官学的一部分而言),也就是他们加入的各种机构,往往也已过时很久了。 一个作品只有在我们相信它时,才起作用。更精确地说,一个作品只有当它在感性上影响我们时,才发生作用,在它突然跳出自身,来到我们面前这一意义上说。只有当它将我们拖入一种神秘,这一跳到我们面前,才能将我们深深吸引住,才能在感性上影响我们:它这才除了首先向我们揭示它自已的存在,也揭示其作者和它的观众的存在之外,还向我们揭示出存在平面之外的某些东西一一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它的话。对艺术的经验,是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向另外一个平面打开、以如此方式显现、来揭示出这另外一个平面的作品的经验。每一个作品内都有一个这样能去揭示的结构。 任何一个赋有一种超感性官能[suprasensible faculty]的感性主体,都能够有这一直白地、不可还原的主观经验。康德坚持认为,这是类似于道德律则一样的东西,在它与感性物[aesthesis]遭遇时。他称它是一个审美判断。它以这世界之中最平常的方式,使那不同寻常的东西出现于平常的东西身边一一是从这一平常中突现,而且,同时,还是作为永不能被证明的东西来显现:它只能被经验。 让我们这么说吧,神秘物是不同寻常之物的名字,这其中带有这个作品神秘学意义上的表演性[mystagogical performativity],或者只有满足了此一条件,才能起作用。要让平常之物的神秘性发生出来,作品必须启动、引导它进入另一个平面,这样,它才构成一种召唤,也就是说,构成一种命运。这一层面一一它不再是存在的层面,虽然它也不是来自别处,或来自存在之外的另一个层面一一从内在性之中冲出来,进入这一层面。正是这一完全内在的投射,构成了反思性判断的基础,因为,这个判断是不能被归约,或比附到客观的确定之上的,也就是说,不能归约到或比附为确定和认知判断的对象的。 认知物从来都是不神秘的。反思物,却带有不同寻常之物本身的神秘,不过,它具有的是那种不带超越的不同寻常之物的不同寻常性。在这一意义上说,它是内在性本身的神秘,是世界的成为-亵读[becoming-profane]一一只是一个反思性判断。它只是成为一平常。一个反思性判断只是出错退回后,才是普遍的。它的普遍性是:我设定每一个人都应当认为它美,而不光光是令人愉悦;我所发现的平常之物的美,每一个人也应当发现它是不同寻常的。这一点,正是其神秘本身,恰恰是因为,它只是通过出错而退出自已来强加自已:我们决不能证明这种普遍性的。它仍将是永远根本可疑的[fundamentally doubtful]。 称作美的东西被判断得出错后的回退式存在,或更一般地说的每一种审美判断的内容,与语言的内在的习语式[idiomatic]特性汇合了:绝没有普遍语言的,而每一条习语,都是因为语言的出错后回退才到来。例如,在那些不会说这一语言的人看来,习语就是来自发音错误。这同样也是为什么艺术作品总是习语式的原因。它们是从错误和一般而言的语言也就是“那一”语言的出错后回退中诞生;一种语言只有犯错和出错后回退时,才被说出:作为出错后的回退,通过作出一个出错的回退或很多次回退:一种语言(与一般而言的言语对立)是将言语给予《圣经》所说的“用语[shibboleth] "(它是发音的错误)的那一东西。正是语言的各种神秘和诗的脆弱的能力,才将这样的一个错误,转变为所需的东西一一变成一种必需的出错后回退。这属于德勒兹所说的准一因果性[quasi causality]范畴。 这一必需的事故,在每一个艺术作品中都被揭示了出来。它是作为一个独特性跳出来的,到了我们面前,而它本来是不可能,也无法被证明的,而且比一个简单的、可证明的普遍性一一可被确证的普遍性,能被归入确定判断的概念之内的普遍性一一要走得更远。这样一个独特性打开了另一个层面,另一个平面。这意味着,这一层面,这一平面是即兴地从任何欲望处跳出来的一一就看欲望如何将它的对象弄得无限,使之成为独特性的对象了。 艺术的神秘学所要参考的一致性平面,是存在于另外的一致性平面中间的一个平面,没有它,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作品的对象一一不论是科学的作品,哲学的作品,文学的作品,法律的作品,政治的作品或一般而言的知识的作品一一可以汇成,也就是说,将自已当作一种尽管不能成为算计的对象,但如果没有它存在,也就(全)不能算数的东西,强加到了自已身上。如果没有它,那些试图存在的东西,就会被拉低为挣扎式的存在。那就是说:只成为驱力[drives]。 康德用来描述审美判断的那一反思性判断,只不过是将整个精神的活动包含在内、不能被任何知识所归约、甚至也不能被确证的、认知的和确定的知识归约到另外一个平面上时所使用的一种反思性模态。确证式思想家或“辩证家”们,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们,只想要那些使人能保持距离和沉思此时此地[deixis]的条件一一因而从演示转向了证明,从给人看,转到了拿出东西来证明。但是,这些条件本身是演示性的。它们本身就属于展示的秩序。它们是无法被证明或确证的。它们是我们所说的公理[axioms]。它们是奥义哲学所要教学的对象,是启发,而不仅仅是正经的教育一一而教育本质上是一般人就都能理解的[exoteric]。 如果公理性是无法被证明或确证的,而同时却又是所有证明的条件,公理则是可能却永不能被证明为真实的东西。这是不是意味着它只是信念的对象?这样说,就又错了。因为,这一“信念”只是基于证据来将自已当作“信念”来展示的。不过,这意味着,它也是出错后回退的判断的对象。 而正是这一类出错后回退式的证据,才给审美判断的反思性奠定了基础。是不是证据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神秘?如何分开那在各个方面强调和支撑精神生活的必要的神秘学一一作为这一生活带来的光的影子一一与作为必要的代价、像鸡窝里的狐狸一样的所有种类的神秘化和蒙昧主义效应? 精神生活的这一内在的含糊,要求我们对它做出批判:对所有的神秘学的批判,倒并不是为了谴责它们,而是要在它们之中察觉到那总有可能发展成神秘化的东西一一而这就使得汉娜·阿伦特通过“有教养的势利者”这一人物所分析的那种文化势利主义得以可能。柏拉图从未涉足这一领域?一一尽管他给予苏格拉底权威,让神秘的狄奥提玛[Diotima]来担当这个文化势利者的角色。柏拉图以为自己无染于神秘化,因为他谴责了艺术、音乐和诗歌的玩弄神秘。也正是这一所有的神秘学(所有的哲学、所有的艺术、所有的宗教)都必然带有的走向神秘化的趋势,才产生了那些突然之间不再相信,但仍继续做他们工作的各种教士们。 柏拉图的本质,康德的先验,弗洛伊德的欲望对象:所有这些都来自这样一种神秘。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一种非同寻常之物,一个狭隘的理性主义之徒,总会认为能够和应该删除它们才对。他们的借口是,非同寻常之物的确总也(但并不是唯一地)是模仿者手中玩弄的东西。 五 我这里要说信念,是因为,信念指向某个不在存在这一平面上存在的对象一一因为我们也能相信,在这一扇门之后,是有一条路在那里的。但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信念。我想到的信念,因而不是一个对存在的信念。它不可归约地是:将一个对象放到另外一个平面之上,并通过这一行动,而相信了那另一个平面。这是一个最最平凡的结构:它的逻辑是,欲望给它自已一个对象,并将它抬高到了是欲望的对象这一地位上;欲望使这一对象成了只可以被欲望,不可以被算计、因而不可被比较、不能被证明的对象。从这一角度看,它不是一个存在的对象了一一如果我们非要说只有可证明和可计算的对象才能算存在的话。 当我将某物判断为美的时,我做的正是同样的一件事。我在判断中包含了这样一条:每一个人都应该发现它是美的。当我爱一个存在者,想要得到它时,我在我的判断里是包括进了这样一种假设的:整个世界的人都应该爱和想要得到它才是,虽然我早知道情况不会是这样的。欲望,和想要,在这一情形里,是不属于驱力的秩序。欲望普遍化它的对象,而驱力则倾向于去消费这一对象。后者并不包含自我普遍化:欲望对于驱力,就像美对于仅仅是令人愉悦的东西一样,不是一个层面的。 六 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无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力比多经济的构成,到了这样一种状态:资本主义将欲望放到了它的能量的中心,但这一经济则将欲望带向毁灭,导致驱力的散落,并瓦解了友爱[philia],并且更一般地瓦解了具有感一知性灵魂的人相互抱有的爱,和对这个世界里的那些对象的爱。当这些具有这样的灵魂的人相信宗教时,他们会将这些对象看作上帝的无限的善的表达。它们指引着这一善,将它当作是所有爱的崇高源头。于是,上帝就成了所有的欲望对象。 爱或者,用一个较不特别的西方和基督教式用语,欲望,构成了友爱。爱,也是这样来构成个人化过程的:它只在心理平面上展现出来,然后就将自己铭写于集体平面上。正是通过爱,心理和集体的个人化过程才形成。作为这一个人化过程的最初和基本的条件,爱是需要通过关照[care]来维持的,正是那些关照的实践,才使我们能够进入一致性,而这些一致性是存在于那个不同寻常的平面之上的一一而这个不同寻常的平面,是并不存在的,所以,它才总是内在地看上去可疑,和无法被证明的。 作品一一比方说艺术作品一一正是这样一些关照的实践。但作品本身必须先被关照:我们先必须被引导进这些对象之中,而这些对象本身后来又会来引导我们。这就是柏拉图在《伊翁篇》[Ion]中所说的(作品的)那一有磁性的链条或力场的形成方式。 进入作品这一问题,在这个文化工业的时代里,在我们这些文化民主国家内,事关我们所说的文化中介[cultural mediation]——一种高度机构化的指涉性作品向群体发言的方式(这问题我上文已说及)。进入作品的问题,却又是一个关于神秘学的问题:它是将观众引导进某种神秘之中的问题。而艺术作品内在地就是一种神秘,因为它将它所影响的对象,投射到了另外一个平面上,一个本身是不可能和内在地神秘的平面上一一至少从普通的存在的平面看过去,是如此,而从基本生存的平面看过去,甚至更是如此。这一关于进入作品的问题,在每一个社会都会被提出,不论它是体现于萨满、武士(他进入了一致性平面,因为那是他的自由)、官员、大师傅、艺术家的身体,还是体现于机构之中。可是,在现代艺术里,这一问题是以新的方式来到我们面前,走的是某种像裂纹线[fault-line]那样的线路。 这是我们为上帝的死去这一点必须付出的代价一一而且是一个很高的代价。这是我们通过上帝之死得来的奖励,一种代价很高昂的错误,也是我们从神圣之域退出(也就是说从那被隔离到一边[separate]的区域退出)后得来的战利品。这样的退出达到了失魅状态,正是在这种失魅状态里,现代艺术才作为世俗物的神秘[the mystery...

公共艺术与地缘文化重构——以日本越后妻有三年展和濑户内国际艺术节为案例 管怀宾 一 公共艺术与公共性问题 很长的时间我们都在纠缠公共艺术其公共性的话题,这是一个既古老,又在不断演释的现实命题。无论在西方近现代思潮和当代艺术界,还是在上个世纪二战后欧美公共艺术发展的年代,这个问题一直被提起。尤其是这些年来,伴随全球化现象和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有关公共领域、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命题不断成为人们追问的对象。关于“公共领域”,在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看来,它“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而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公共意见能够形成,公民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自由的表达和公开他的意见。”然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现实来说,还是一个并不切实的话题,或许只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愿望。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话题,本文不可能作过多的展开。简单地说,公共领域是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公众舆论或者说符合民意的东西能够在此形成,所以面向公民开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至于公共艺术,是指设置或发生在公共领域的艺术形式,它无时不与它者、公众发生关联,其公共性体现了艺术家、社会和公众的某种认同和信息、碰撞,可以说公共性是公共艺术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虽然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命题,它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将它放到一个当代社会的现实情境中加以思考,使公共领域的概念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它涉及到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并且相互交叉构成我们的现实生活。笔者曾在《2005年上海国际城市雕塑双年展的文本集》中,撰文<都市公共艺术的现状与需求>[2]探讨过公共艺术的相关问题。我在当时的文章中,一方面探讨了都市发展、公共领域的建设与公共艺术的生存关系。我也分析梳理了中国公共艺术所存在的若干问题,包括:1、行政法规建制的欠缺;2、政治历史及教育性题材的偏重;3、行政权力超出专业学术的力量;4、皮条客的艺术骗子充当了公共艺术的中介人;5、新一代中国雕塑家自身的欠缺;6、当代艺术的先锋力量缺少介入等这样几个方面,并且较为深入地阐述了导致这些问题的原由。 十年过去,问题并没有伴随时间的飞轮而消失。我也并没因为自已作为一个公共艺术的践行者而失去在这大的格局中的困惑与问题。事实上,我们的行政主管领导、城市规划师、建筑家、景观设计师、艺术家依然忙碌于各自本位的单元,依然缺失协同创新的理念。公共艺术并没有在一个互动共享、综合协调、整体规划前提下获得更好的生存土壤,所有单方面的努力都仍然是片面并缺乏系统规制的。由于这些年商业资本的迅猛介入和当代艺术市场的泡沫化,公共艺术的“公共性”问题和它的责任担当问题被进一步淡化。中国公共艺术与公共雕塑其学术性研究几乎一直在中国当代艺术另一条跑道上低效地维系着运行,众多轮回的研讨似乎成为圈子里的闲话,而不触及问题的本质,也没有在现实运营中生效。 今天看来艺术与公共领域,还不只是一个协同共存的关系,优秀的公共艺术需要以其自身独特的形式构架和语言细节来展示作品,并体现个体意识的社会关联。同时形式创造作为载体而非公共艺术的终结方式,它应当与社会、人群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互动关系,并由此拓展视觉与想象的外沿。公共艺术与其地缘文化的其它方面都在同构当代生活、当代审美的新内涵,并且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着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本文将不想纠缠太多概念叙述,而希望以日本“越后妻有三年展”和“濑户内国际艺术节”两个展览为例,探讨公共艺术在与区域发展、地缘文化重构等条件并不对等前提的作为和可能,这两个案例带来的启示性和有效性不仅限于日本社会,对于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无疑也有重要的借鉴和研究意义。 二 走出白盒子,重振当代艺术的地气 过去的一百年,美术馆、博物馆作为公共领域在拓展19世纪启蒙式美术馆、博物馆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的运营、管理、传播的话语系统。尤其以西方为主导的美术馆系统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专业机制和展览模式。一方面,人们习惯了用这种方式去收藏、保管、展示艺术作品,并且推出新的有创造力的艺术事象。另一方面,这种专业的职业化趋向也拉大了艺术与生活和大众的距离,艺术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这个模式的约束。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艺术双年展、三年展也在沿袭这种模式,体现了一致的都市文化的价值观。包括威尼斯双年展中的一些国家馆建制,策划、运营基本上都与美术馆的既有规制相一致。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社会的多元审美和价值观趋向发展要求。公共艺术也从单向启蒙到多向对话交流转型。艺术家的作品也从原本相对自律的观念和形态逐渐转向重视作品与观众的互动,强调作品在公共领域中的知性传达和体验性关联。 伴随着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风云涤荡的艺术思潮和各种艺术事象相继推进,当代艺术在一定程度拓展了专业化语言的界域,而力图在一个更广阔的精神领域获得对话与交流。一方面这种趋向推动了美术馆的机制改善;另一方面一些双年展、三年展的展览样式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艺术本体面临新的转型。公共艺术作品的空间视线开始流动,开始形成媒介交叉的趋动;当然这也对它的发展提出新的内涵和语义上的诉求。 这种希望艺术重构新关系的倾向,可以说与马塞尔·杜尚和约翰·凯奇以及波依斯所提出的问题相关。就公共艺术的发展而言,它要求艺术家对作品、观众、场所这几个基本要素有所协同。并在公共领域建构中确立相互作用、相互并存的关系。“越后妻有三年展”和“濑户内国际艺术节”在日本的发起和策划与这样一个专业背景相关,作为这两个展览的总策划,日本著名策展人北川富朗希望跨越作为美术振兴和国际交流的概念,从而在本质上对公共艺术与区域文化,观众与展览的关系做出一个积极的回应。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了以“大地艺术节”和“艺术与海洋的冒险”相称这两个展览。这里的“大地艺术”,并非等同于我们已经熟知的,发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的大地艺术[Earth Art]定义,尽管这里面有着某种传承上的渊源,另外它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野外艺术展概念。这里主要还是借指日本“越后妻有三年展”和“濑户内国际艺术节”的特色。这两个反常规双年展、三年展样式的展览。前者是以山峦、梯田、森林、沙川、废校、旧宅等非展示的公共空间作为舞台;后者是以日本濑户海的数个岛屿上的一些废弃的民居和公共空间作为公共艺术展示和活动的场所。两个地域都孕生了一系列有意义和耐人寻味的公共艺术作品。它的意义显然不只是地理界限的突破,同时更在于一种人文地理上的逾越。它展示了当代艺术在公共领域的多种可能性和走出都市的艺术活力。在这里艺术家走出个体的象牙塔,与当地住民、志愿者相互协同,并创作出超越惯常经验的作品,艺术家与观者、作品与环境不只是一个主客体的存在,它们兼具了互生共溶的关系和思考方式。 三 关于“越后妻有三年展”和“濑户内国际艺术节” 笔者有幸从首届越后妻有三年展开始到今年的第六届展览,数度深入到这两个展览的现场进行了相关考察,并先后撰文《从都市到农村一一走出都市的美术活力》[3]、《大地的艺术一一越后妻有三年展2009》[4]对展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与介绍。另外2009年笔者的作品《穿越时间的旅行》参加了第四届越后妻有三年展,进一步深入了解到展览策划运营的细节。实际上,这两个展览带给我们很多有关当代艺术生存空间、艺术与社会、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共建的思考,对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发展而言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性。 《穿越时间的旅行》,管怀宾,2009,公共装置 “越后妻有三年展”的作品,主要分布在越后妻有中心腹地大约760km2的土地上,这里的面积相当于东京23区的总和,人口7万5千。而濑户内自古就是日本交通的主脉,拥有多方面的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两者都是社会较为典型的老年化区域,都在逐渐失去昔日的活力。2000年首届“越后妻有三年展”在越后地区落户,这也标志着日本当代艺术界面对来自艺术内外困惑和质疑反思的一次出走与“长征”。当初这个三年展的设立旨在通过艺术方式和媒介的创造力激活地域文化与经济的潜在价值,并重新探讨都市与地域,艺术与公共领域、艺术家与住民的关系。也借此汇集、促进地域与外界、青少年与老年之间交流的关怀热情,重梳自然、文明、人类间的关系,这也是公共艺术存在所不可或缺的前提。 十年风雨、数度春秋,“越后妻有三年展”已取得长足的发展和积累,也有了更为明确的理念归属。如果说首届“越后妻有三年展”时人们对它的存在与成长还质存疑虑,那么今天对它似乎更多了一种共存的寄托。它体现了一种崭新的艺术与地缘文化、艺术家与住民、到访者之间的关系。无论从文化策略还是内部技术层面的操作,“越后妻有三年展”和“濑户内国际艺术节”分别从内陆山地和海洋岛屿的自然风土中打造了各自的特色与品牌。尤其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条件下,摸索了一整套具有启示意义的方向和经验,也越来越受到日本社会和国际艺术界的广泛好评,成为亚洲最受国际艺术界关注的三年展之一。 首先,持续国际当代艺术一线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参与,使艺术界的先端话题或常规都市公共艺术领域难以解决的话题,通过这两个展览得到拓展与深化。这也为大多数双年展、三年展打造了一个对峙并存的版本。无论对画廊、博物馆制度下艺术形态的出走、重构;还是公共艺术的学术化;以及当代艺术大众关怀的建构都具有非常深刻的启示性。再则,从地域角度来看,经过十五年六届的运营,“越后妻有三年展”以艺术驱动观光旅游的品牌效益已经形成。三年展的导览手册上架于全国的书店,它的内容涉及到作品的布点、艺术家简况以及交通、食宿、观光的介绍。时尚杂志、网络和大众媒体也以它亮出新的文化与旅游形式,使它走出了艺术界内部的自娱自乐,而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共享领域。尽管由于展线的庞大、作品的分散,给许多到访者带来参观的不便,但我们从那些充满热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和迂回于山区国道上寻览作品的日本各地车辆的状况,依然可以感知展览的影响与感召力,使这两个人口稀疏、逐渐被遗忘的地区重新获得关怀。据说每届都有数十万国内外的参观者到访越后,2009年“越后妻有三年展”和2010年“濑户内国际艺术节”的到访观众分别超逾37万和94万人次。可想它对激活地域文化、经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另外,“越后妻有三年展”内部的组织与运营机制以及资金来源已从最初两届的政府负担,顺利地转向由民间文化艺术振兴财团、艺术基金、企业赞助相合力的基本构架。并获得很多国家住日使馆和艺术基金的支持;与此同时,策展团队还将一些荒废多年的学校修善改建成展示空间和艺术家工作营或者旅馆、餐厅。使它成为艺术家与到访者的蜂站和整个展览重要的中间环节,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减了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和运营系统的经费不足的问题。  “越后妻有三年展”在组织结构上,有一个以策展人北川弗兰姆[Krtgawa Fram]为代表的极为专业的团队,每一届也邀请世界著名的策展人参与策划。另外民间与政府共同合力,地方政府的观光交流部门也参与到推广与宣传工作,有效地打造着三年展的品牌,使它正朝着一个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无论从展览规制还是运营模式、参与格局、经济效益来看,都是目前亚洲其它双年展、三年展所难以相比的。尤其是越后妻有三年展的展览策略与理念,这是一个通常画廊、博物馆经验所难以想象的范围,并且它的作品展示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都应当说是空前的。 另外,三年展的作品形态基本涵盖了当代艺术最为完善的样式,从大型室内外公共艺术、公共装置到建筑、景观、设计艺术的交叉介入;从空间多媒体到影像、摄影作品的跨界共存;从互动的艺术计划到行为与过程艺术的碰撞;从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到废校、旧宅改良后的展示空间,方便了艺术家和到访者,作品的展示都得到较大程度上的灵活对置。一方面参展艺术家的身份显示了多元交叉的特点,展览中既有像伊利亚·卡巴柯夫、安东尼·贡布里、克里斯蒂安·布尔坦斯基、阿布拉玛维奇等这样的重要艺术家,也包含了每一届从世界范围方案应征入选的艺术新秀。实际上包括往届永久性保存的作品,目前“越后妻有三年展”现场可以看到来自4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300多件作品,同时这些作品也更多地呈现了跨媒介跨专业的形态。另外展览期间持续的研讨会、工作坊、现场表演等艺术交流活动更大程度上推进了艺术家、住民、观众、志愿者之间的交流;不少世界各地艺术院校教授研究室的集体参与,再度揭示当代艺术与教育的问题,也为新一代艺术家们赢得了充分的展示平台。艺术家们以更主动的姿态介入到越后妻有这块土地,在对地缘文化与自然条件有一个充分了解、体验的基础上,提出贴切的创作方案和作品。在这里场所的意义不只是地理学与空间化的规模;艺术家将惯常的理念与崭新、突异的环境相碰撞,充分展示他们对历史与记忆、对时间与空间的再构意义,并在多方协同的基础上产生具有根脉与生长性意义的新艺术表现形式。 同样“濑户内国际艺术节”的策划,一方面进一步深化推进“越后妻有三年展”已经形成的亮点,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挖掘海洋文化与岛屿资源之间的特色。努力克服日本及世界性经济萧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废校、旧宅的修复整装既扩大了作品的展示空间和形态,也形成公共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良性循环。 综观“越后妻有三年展”和“濑户内国际艺术节”的意义,在于它对现行展览模式包括操作方式所提出的新视角;在于它寻求在地域文化、策展人、艺术家、作品之间建构一个新的文化生态。尤其是它有意走出都市的展览策略,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时代意义和区域文化价值的展示可能。在这里艺术家、策展人不只是将国际性的先端话语带到越后妻有,更多的是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他们对于地域与场所的理解,并使当代艺术的观念问题变得深入浅出,缩短了当代艺术与社会大众的距离。它促进了艺术本体的转形以及它在社会动荡期的积极作用。 使“越后妻有三年展”和“濑户内国际艺术节”从世界众多的双年展、三年展方式中脱颖而出,不只是场所的标新立异,而在于它揭示了很多艺术内部以及艺术与当代社会的本质问题,同时也在于它在操作与实验性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性意义。 四 新公共艺术的诉求 实际上,无论是公共艺术还是公共性雕塑、装置艺术都离不开艺术家在创造过程中对于场地的感悟和对区域文化的解读,精神与观念的诉求离不开当代文化语境,时代与文化的走向总是赋予作品形式创造更深内涵和要求。艺术家有效的工作在于把脉地缘文化的特点,把握个体创造与集体经验和大众文化资源之间互通对话的可能,并从中建构新的人文关怀和公共意识,以先锐的艺术批判精神干预不稳定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低俗的审美趣味,以展现其饱满的艺术创造和新公共艺术介入当代文化现实和生活的可能。 对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言,大规模的市政工程、乡村建设都或多或少地附庸着公共艺术项目。不管其真正的动机为何,客观上还是创造了一定的机遇。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拓展充实的领域。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的总体发展需要建构这个稍稍滞后的平台,另一方面这也是未来地缘文化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活性化动力。当代公共艺术与地缘文化、历史与现状的碰撞,带给公众新的视觉文化景观和地域文化标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人们对文化与公共领域、周遭现实的认知和思考。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有效地在世界公共艺术发展模式之外,尤其在新的视觉传播方式交叉横世的今天,重新在区域发展、公共建设中介入新的公共艺术方式;如何建立新的公共领域和学术认同包括信息传播系统成为关键,而不被利益驱动的诱惑所牵制。 当然,这个系统性工程的梳理与建构涉及到多方面的协同共创,但就艺术内部而言,我们的批评家、策展人包括艺术家需要准确地把脉地缘文化的特色和公共艺术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并以鲜明的立场和非常专业的方式重建自身的责任担当,及时介入这个公共领域的建构。而不再是某种无定向学术漫游、或简单地屈从利益的分配。这要求我们的策展人、批评家急需提升自已的知识判断和建立内外交叉的批评机制,直面当代文化和社会现实的需求,在学术文脉的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包括个地方特色、可持续深化的命题。同样艺术家需要对应地缘、场所的特点,并在集体经验和惯性的审美意识之外唤醒自身个体语言的创造,而非简单地屈从行政干扰和项目利益带来的诱惑。无论我们的城市还是乡村不再需要那些虚假过时的审美装饰和舶来品,我们的公共领域也不能再成为廉价的公共艺术与垃圾雕塑的飘浮的寄生地,而应当作为彰显艺术原创力,映衬时代精神以及城市人文关怀的公共领地。 [1]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 [2] 管怀宾撰,<穿越空间一一2005上海国际城市雕塑双年展>,载《都市公共艺术的现状与需求》,东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4-73页。 [3] 管怀宾撰,<从都市到农村一一走出都市的美术活力>,载《艺术当代》,上海书画出版 社,2003年6月号。 [4] 管怀宾撰,<大地的艺术一一越后妻有三年展2009>,载《画刊》,江苏省美术出版社,2009年9月号。 ...

时间寺 —— 一条直线上的迷宫 高士明 只有通过时间才能征服时间。 一一T·S·艾略特 时思寺 2011年夏日的某一天,我在浙江丽水的一个村落中看到那座荒废的古寺。 寺的名字叫作“时思寺”。那是一座释道合一的庙宇,初建于元至正十六年(西元1356年)。像所有现存的古迹一样,这座寺庙中一半以上的建筑是在后世续建。准确地说,三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看到的这座被界定为元代遗产的寺庙,其实是一个时间的综合体。这些屋 宇建于不同世代,在我到来的那个时刻,不同的时间被压缩到一个平面上;通过这座寺庙不断变迁的身体,那个历代叠加、反复累积的过程,那许多的时间、不同世代的印记在“当前”与我相逢。 如同时思寺中的那些建筑,这尘世中所有的事物都是人事的遗迹、社会的档案、历史的索隐,就江建伟而言,它们都是“时间寺中的祭品。 在中文世界里,“时间寺”中的“寺”,并不必然是寺庙。“寺”是“行”与“止”的结合。作为一个处所,它首先是一个通名,泛指议事、办公的所在,以及招待宾客的场所。汉明帝永平11年(西元68年),有白马负经东来,初止于鸿胪寺,“寺”遂由共名变作专名。 寺,是土和寸的结合。“日”侧加上“寺”,则是“时”,引申为空间与时间的度量。《尔雅·释诂》里讲“时,是也”,而“是”通达于欧洲哲学史所谓的sein。在《说文》中,时者从日,从之,从寸。日是地球时间的坐标,之为往赴,日之行也,寸为度量。一寸光阴,这光之阴、光的影子是测度时间的景象。此处,光阴或为可观之象,无法测度者,是人的心灵对时间的感知与体悟。子在川上口:逝者如斯夫;而《论语》中又说:“虽百世可知也”。前者感时而生悲,惆怅复旷达,后者因往推来,磊落而通透,这些体会,无不基于中国人对于时间的复杂感受。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风雨江山,不过是云烟过眼;人生百岁,也只如白驹过隙。人的存在,恰似雪泥鸿爪;天下滔滔,都只是这时间之河上的摆渡客。要超越此命运,需筑就“时间之寺”。时间寺,以其古义,乃是时间凝结、驻留的场所。时间驻足之所,止于现在,在现在中成其所是,名曰“寺”。 一条直线上的迷宫 在牛顿的世界中,时间是由无数匀质瞬间连接而成,它不可分割,犹如一条指向某处的直线。而对柏格森来说,并无所谓外在的时间,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将自身置于对象之内”,“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从表达者相合”。自我总是与世界在根源处相通的绵延,通过直觉,我们进入了整个世界的绵延,“我们自已特殊的绵延包含在世界活生生的、运动的永恒性中,如同振动包含在光中一样”(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如果说,巴尔扎克的叙事隶属于牛顿的时间,爱森斯坦的蒙太奇则展示了牛顿时间的断裂与破碎。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呈现的,是钻着、迂回、缠绕在具体琐碎事物中的时间;而博尔赫斯的时间则是无始无终、循环回复的,他说:“我常常永恒地回复到永恒回复之中。”在此,我并不是要进入关于时间的无休止的形而上学辩论,也不是在重复德勒兹《时间影像》中反复纠结的命题,而是希望探讨一一“时间寺”的世界观意义究竟如何成为艺术家工作的一种征兆。 时间恒转如流,非断非续。在断续之间现身的,是最致命的东西。在断续之间,存在着一个可能的时空,那是江建伟名之为“时间寺”的场所,博尔赫斯称作“一条直线上的迷宫”。 在《去年在马里昂巴》中,舞会上的时间突然凝伫。时间并没有停止,影像依然在我们面前流逝,凝固下来的只是墙壁上的扛钟,以及舞会上雕塑般的人群,摄像机依然如恋物癖般在所有事物之间游走。此刻,一条直线上的迷宫碎不及防地向我们开放。在更早的影像时刻,《战舰波将金号》那著名的“奥德赛台阶”上,爱森斯坦把时间切碎,再如立体派那般将碎片重新拼合起来,150多个镜头反复交叠,层出不穷。这不只是巴赞所说的“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这段被称作“蒙太奇”经典的影像,可以被视作“直线上的迷宫”的动态版本,那是失控的曼陀罗。另一个静态的版本则幽灵般地出现在马格里特的画中,窗户被莫名的力量击碎,但每一块碎玻璃上都残留着世界影像的碎片,世界被存储在这堆破碎的镜子里。 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的寺,指向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对江建伟来说,这时间驻留的场域,即是影像的根本所在。一方面,观影时光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沉闷单调中释放出来,使之进入一种更为压缩、凝聚的叙事时间;另一方面,影像如同在时间上挖一个洞,在日常时间中构造出异轨的时间、另类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摄影是对事件与时刻的命名。在现代性经验中,我们对事件、情境的感觉已经与照相机的干预紧密联系在一起,摄影的事件性和时间性已经被某种“瞬间”经验抽空。我们所要做的,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于这种由无数瞬间垒砌起的时间经验的抵抗。 在江建伟的影像中,“此刻”被无限放大,川流不息的时间影像分崩离析,下一刻被无限延迟。时间之轴同时也是意义之链,意义来自时间跨度,当下一刻被一再推迟,意义也就无限制地搁浅,永远无法到达彼岸。影像之于江建伟,是一条搁浅在时间之河上的船,而在 时间之寺,“在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T·S·艾略特),时间的河流已经冻结。 事件与排演 1929年9月,在马尔马拉海的一座小岛上,50岁的托洛斯基写道:我的前半生所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篇章。现在回想起来,在这段历史的每一个切面上,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方向。遗憾的是,历史只能一次性发生。所以,我们只能说,一切始料不及却并非偶然。(《我的生平:托洛斯基自传》) 托洛斯基所表达的,是一种建立在线性时间之假设上的乡愁,时间之流的横切面是这种乡愁所构造出来的历史舞台的幻象。在此,我们似乎可以站在舞台之外,脱历史地回顾往昔种种,如同孔夫子眺望时间的河流。然而,时间与我们的存在密不可分,它只是“人生在世”的一个生存论环节。正如博尔赫斯所说:“时间是构成我的东西。时间是裹挟我向前的河流,不过我就是那条河;时间是扭伤我的老虎,不过我就是那只老虎;时间是燃烧我的火焰,不过我就是那场火焰。” 对50岁的托洛斯基来说,历史如同一场赌局,而自我只是这场赌局的抵押物。在他的回顾中,历史又如同一幕幕连续的影像,由无数事件的无数个决定性瞬间构成。历史一次性发生,始料不及;我们所触及的,只是决定性瞬间之后残留的影像。这时间之流中的某一刻, 这历史叙述中的决定性瞬间,呈现为一张有标题的照片,历史的参与者即使伟大如托洛斯基,一旦进入那历史的显影时刻,都不过是这张有标题的照片的局部。 “解释性的意象统治了影像”,江建伟说:“这是影像腐败的明证”。那么,这历史的解释性影像,那张时时潜在着的“有标题的照片”,同样也是历史学腐败的证明。是否存在一种非解释性的影像?江建伟本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在《黄灯》系列中,江建伟的起 点是从媒体报道中打捞出的几则过时的新闻一一那原本真实发生的社会现实,在大众媒体时代,已经无可避免地沦为空洞的轶闻和八卦。他从媒体报道中采集出的这些过时事件,其原初意义已经失却,剩余的只是残留在报道中的暖昧形式以及故事的虚壳。现在,这些失去意义指向的情节被搬上舞台,在摄影机前反复排演。江建伟由此将影像之表演性本质充分暴露出来,在他的工作中,摄影棚、剧场叠合为一,影像与戏剧同构,通过剧场式表演与电影式表演的反复交错,现场的展演能量被转译为摄影机前的景观。在摄影机前,生命影像总是一而再地被转化为生命景观。如何通过景观克服景观?对江建伟来说,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困境。 在《黄灯》的舞台上,故事已被抽空,角色和意义暂时缺席,剩下的只有人群一一那不是媒体报道中的公众,也不是政治宣传中的人民,甚至也不是片厂中充当无名角色的群众演员本身,而是“群-众”的征象,是难以命名的集群之躯体。在此,排演不是为了意义的完成,而是为了意义的清空。事件的意义越模糊,就越远离作为新闻景观和故事情节的命运。排演的目的,正是为了把人群从那张“有标题的照片”中释放出来,成为尚未被定义的“无题”。每一祯人群集结的影像都蕴含着一次失落的历史可能,而排演就是把人群从已成定局的历史情节中剥离开来,在排演中重新凝聚起历史的势能与潜能,把情节重新结构为事件,让行动之机反复开启。 “对于行动的本质,我们还远远没有充分明确地加以深思。”在《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的开篇,海德格尔这样说道。在海德格尔看来,行动的本质乃在于完成[Vollb ringen],而完成意味着:把某种东西展开到它本质的丰富性中,即生产出来。在这个意义上,Vollbringen是“未完成”,生产不是制作出某种产品的过程,而是事件之发生与展开。此事件绝非历史书写中的那些情节桥段,绝非因果链条上的决定性瞬间。在历史学所叙述的那些“大事件”中,我们都是一张有标题的照片的局部,事件本身越强大,每个局部碎片所被分配的意义就越小。然而,事件并不是构成历史故事的情节或主题。“事件”之为“事件”,在于它的上下文还没有闭合,它依然是不可命名的“无题”。 “影像艺术家应该像卡夫卡的信使,传递信件,却不必知晓其中的内容。”江建伟如是说。影像从因果连续的时间轴上断裂休止的时刻,恰恰就是它脱离解释性意象自身得以显现的时刻。摆脱了解释性意象的统治,摄影机的凝视刺破再现的舞台,重返意义的未定状态, 影像在此是不知情的传递者而非意义的诠释者。影像因而成为动词,转化为影像行动。影像由景观转化为行动的时刻,也是它重新成为生命影像的起始。 行动影像,或者影像行动,把影像始终保持在尚未完成的状态之中。在摄影现场,当Action!被呼喊出的时候,就是我们行动/表演的时刻。更准确地说,是排演时刻。对江建伟来说,排演不同于革命,如果说革命是反转,是开端,排演则意味着让事物始终处于进程之中,打断历史解释的因果链条,使事件重新发生。只有在排演中,在对历史关系和事件的再造中,我们才能建构出更激烈的现实和更强大的主体。排演朝向未来演进,化入无始无终的进程,那未来并非目的论意义上的结局或者终点,而是未定的、开放的,它尚未到来,它 即将到来。 在排演中,事件之为事件,是历史清场、所有潜在性喷涌而出的时刻。这个时刻,并不是摄影记者们意欲捕捉的“决定性瞬间”,恰哈相反,那是“脱历史”的时间,异轨的时间,额外的时间。在这额外的时间,那张有标题的历史照片幻化为灰以因灭的废墟。这废墟并 不是结局,让我们的行动从废墟上开始! 排演是让事物始终处于进程之中。在江建伟的意念中,“时间寺”中的影像却是发生在一个“失却时间的早晨”。失却时间并不是生命经验的遗忘,不是生命影像的“断片”,也不是时间的失重状态。时间的遗产没有任何遗言。更准确地说,时间恒转入流,它并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失却时间的早晨,一切都共同在场且永恒在场。在失却时间的早晨,在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在时间之寺,一切起点同时又是终点。时间的寺,在进程之中,在历史之外。 时间的寺,不是历史之祭坛。历史的意义已然清空,事件的潜能重新集聚,一切已然幻灭,一切尚未完结,一切蓄势待发。在时间寺中,有盛大的寂静;在时间之寺,让众声喧哗。 附记:这篇文章并没有向读者们介绍汪建伟其人,也没有阐释其作,更只字未提他的创作背景一一那些外国读者感到费解而中国读者一望可知的东西。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只有一个潜在的读者/对话者,就是汪建伟本人。鉴于我们之间长期的对话经验,彼此强烈的言说欲望,以及太多共同默认的前提,本文的写作几乎全然忽略了陌生读者的感受。这导致了这次写作的灾难性后果:语言晦涩,行文时有断裂,逻辑跳跃,观点荒诞不经,充满独断式的表达……。作为本文的作者,我在此向所有读者致歉。聂钳弩先生说:“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而我始终相信,在信口雌黄和锥心坦白之外,还有其他的准绳。语言之于人的意义,除了清晰的“表达”其思想,还在于“显示”,而对我来说,写作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引导写作者登临幽秘,发显未知。“时间寺”,这个晦涩难解的题目,诱使我写下这满纸荒唐言;在此,我向汪建伟一一这个题目的提出者,也是这篇文字的假设读者致谢。 ...

新媒体舞台表演中的虚拟图像应用——“遇见大运河”舞剧的图像实验 范厉  田进 随着虚拟图像创作大门的打开,舞台空间的设计已突破传统舞台模式的框架。虚拟图像所营造的虚拟空间,给演员的表演孕育了一个新空间。同时,这一图像所构造的空间,又与舞台的假定性空间、演员的表演空间混合成新的空间叙事方式。     近期,杭州歌剧舞剧院、中国美术学院团队、杭州科技大学团队,三方合作了“遇见大运河”水灵一幕的创作。在水灵一幕中,图像不再是传统舞台上的背景,舞台的设计突破了传统“镜框式”舞台模式。舞台空间虚实穿插,呈现多维叙事空间。舞台表演与图像互动关联演员的舞台体验感得到加深,演员的形体动作造型与情感表达融为一体。其中空间的多维性、连接和融入、互动和转化是这一幕显著的特点。     剧中,女主角扮演的水灵不是人物,而是一滴穿越千年的水。她的意象寂静、灵动、纯洁。这样的一种意象表达,关键是要构建出符合崔巍导演想象的意象空间。这里的意象空间其实是创作者创作思维过程中,多维度概念的集合体。这样一种意象表达需要突破现实的空间、现实的关联、现实的尺度。要超越常态的思维、超越线性的叙述、超越我们的想象力。她不可能是对真实空间的再现,也不可能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     在创作中,水的意象是我们的重点,她是全幕的核心。水的诸多属性就是水灵的属性。我们抽取了水的意象元素-水珠。而承载水珠的是一套实时交互的三维粒子系统,这套粒子系统能够通过物理运算模拟水珠聚合与散落的形态,同时能够与舞台上舞者的舞蹈动作产生关联。使用这套粒子系统呈现的视觉,对水的意象表达比较切合。这套粒子系统所具有可调节的粒子生成速度、粒子初始速度向量、粒子寿命、粒子颜色以及在粒子生命周期中的变化等参数,通过实时的参数调节与变化,粒子系统在不同的参数下会形成丰富的视觉形态,对水灵意象的塑造是很好的手段和途径。特别是对粒子中心值的定义、容许的变化,使得水的形态具有随机性,便符合水的特性。这种以真实物体为对象,根据想象而创造的假想空间,丰富了舞台空间的表现性。我们通常对现实空间的感知是三维的,而舞台的空间在观众的心里,往往是多维的。在“水灵”一幕中,以想象而创造的,以科技手段为展现方式的,可见可感知的虚拟图像空间与舞台空间相互融合,以演员的表演为引导,结合舞台的灯光和声效,调动起观众的想象力,共同营造了舞台的假想空间,所以在“水灵”这一幕里,多维度的空间表现非常明显,并对调动观者的审美感知有着重要的帮助。     全息投影技术和动作捕捉计算机图形技术的使用,则将演员融进粒子系统构建的水世界中。全幕动作捕捉采用了全自由式的运动捕捉,通过矩阵式红外灯光增亮硬件模组,在舞台空间中搭建一个适合动作捕捉的光环境,由于红外光波长范围在可见光(390到700纳米)的范围之外,所以用于捕捉的光环境完全不会影响到舞台的灯光效果。在动作捕捉的过程中,演员不需要穿戴特殊的设备和服装,不需要担心标记点是否被遮盖,演员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表演。运动捕捉通过摄像头实时采集演员在舞台上的动作和运动,通过即时处理采集的视频流,处理的技术包括:去噪、像素采样、帧间差值的运算、数据映射等,从而分析出演员在舞台上的定位数据与演员表演时肢体运动的轮廓数据,以此作为基础数据生成与控制图像虚拟空间。图像的虚拟空间通过全息投影技术植入到现实的舞台空间当中。由高透光度的反光轻纱构成的成像面,既能够截留清晰的影像画面,又能够透出影像后方的舞台空间,结合舞台灯光的处理,形成虚与实结合的舞台空间,由此构成的图像虚拟空间连接着演员的表演空间,连接着观众的心理空间,触发了行为和空间的语义转换,引领观众沉浸到水一般轻柔,梦一般弥漫,时而可触,时而远离的情景之中。     水灵一幕的演出的另一特点是互动性,它是水灵意象表现的重要手段,虚拟图像在空中的每一次生成、变化、消失都是由舞者的行为和动作触发,经计算机视觉技术的检测,提取相关参数,改变粒子场的相关特性生成产生。正如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这里舞者的每一个行为和动作都对图像媒介信息的传达产生着影响。     与此同时,这些因运动和行为产生而来的图像,具有过程性和生命性。伴随着这种产生和消失,图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舞者,在这过程中,舞者不仅是图像信息的触发者,同时也是图像信息的接收者,舞者是虚拟空间形态的塑造者,也同时是虚拟空间的被塑造者。图像与舞者形成一种双向的循环往复的交互式互动。这种互动关系是水灵意象得以呈现的关键它决定者舞台整体的情感表现。具休来说,图像的视觉形象是比较单纯的,单纯的图像对空间的整体性营造是有帮助的,对意象的确立也是有利的,但对情感的表现就比较缺乏力度。但互动方式的加入,彻底改变了观众的观看体验。剧中无数大小不一运动而变化,消失而重生的水珠,构成了一个水灵的立体世界。它悬浮在空中,当舞者从舞台的现实空间,进入一个虚幻且可见的图像空间时,它即刻被水珠所包裹。水珠跟从舞者的运动和肢休的变化,幻化出一个不断变化着且有生命感的水灵形象。这种即时互动体验,超出了人们通常的感知经验,引发了观者最初的情感和思考。而这些情感波澜和思绪又会形成新的刺激因素,引向进一步的情感反应。所以这一幕的图像与表演的互动是情感传达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幕的创作中,一些实际条件的限制与关键性的技术问题突破,也成为艺术表现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对由计算机视觉获取的相关信息进行转化是图像构成的重要手段。由于舞台条件的限制,捕捉的摄像头离演员的拍摄距离非常近,因而采用了大广角镜头,造成较大的图像畸变,必须加以变形矫正,同时为了造型的需要,对图像进行了拉伸和位移。对图像捕捉的边界处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获得捕捉图像与粒子系统的较好融合,对图像边 界进行了一定的虚化处理,为了突出造型,进行了图像材质的适当填充。对运动参数的重新定义,也是控制图像变化的方式。这种转化加强了形象的确立与艺术效果的呈现。     总之,全幕的艺术效果呈现,必须是舞台各要素的整体融合,相互协调来达到,而空间多维性、连接与融入、互动与转换是“遇见大运河”水灵一幕整体性的具休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