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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Aug

Posted at 13:21h in 新美术

跨媒体虚拟仿真在线实验教学平台建设方法研究 范厉  田进 跨媒体艺术实验教学的跨度大——从图像实验到材料实验，从声音实验到剧场实验。它跨越了图像、视频、装置、机械电子、声音、展演、设计、计算机等学科，由于涉及相关学科的范围广，对实验范围的要求也大。同时受跨媒体艺术学科的特点影响，实验课时在总课时的比例中占到了90%。因此，如何提高实验空间的使用效率，提升学生实验的有效性，扩大对跨界实验需求的范围，成为跨媒体艺术实验教学继续推进的关键性问题。     目前跨媒体艺术实验教学中面临着很多实际问题：如在跨媒体艺术学院教学与材料相关的实验中，因实验的不可逆性，使得实验消耗较大；学生无法负担高昂的实验成本；实验过程中容易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对环境和实验管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实验中还会遇到设备操作和使用培训的问题，因牵涉的设备和器材的种类较多，无法全部开设专门的课程来进行培训。在跨媒体艺术学院的空间实验和媒体实验中会遇到设备的吊装和物品的悬挂等问题。在这些实验中，基础性的工作会消耗实验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实验课程中还会涉及到电器和电子线路的连接和调试，带来实验安全性的问题。这些实际问题需要利用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跨媒体虚拟仿真平台的建设会在极大程度上对以上问题的解决起到助推作用，同时对跨媒体学科在全国的推广也会起到示范性作用。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多媒体技术、人机交互技术、数据库、先进的网络通讯等信息化手段来实现。其中最主要的是虚拟现实技术的运用，它是一门主要以计算机技术为主，综合利用计算机三维图形技术、模拟技术、传感器等生成一个逼真的集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等感官世界为一体的综合技术。它形成的是一个诚信度较高的虚拟环境。这种由虚拟现实所营造的非物质虚拟空间，可以让我们挣脱现实世界的束缚尽情地想象，让灵感可以走得更远。     在这种由计算机所创造的数字三维虚拟空间中，我们可以通过头盔显示器、全景式显示系统，综合性地感知另一维度的世界。同时我们借助数据手套、手柄、力反馈等各类传感器，感知和操作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各种对象，实现与虚拟空间的实时交互，从而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     如果能能拥有这样的环境，学生的实验就具有完全的自主性，符合跨媒体实验教学不断探索和发现的方针。学生可以在这样一个虚拟仿真的平台上，进行大量的虚拟创作实验，挖掘空间、材料、时间的可能性。同时，这种方式不会造成材料的大量浪费，对环境的影响也减少了。而对虚拟设备的模拟使用可以更好地掌握材料加工、机电加工等设备的实际使用。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真实的操作实验，可以提高实验中的安全性，提高设备的利用率，降低材料的消耗，节约创作的资金。     跨媒体虚拟仿真在线实验平台的搭建可以参考一款大型3D模拟现实网络游戏。它是由Linden Lab游戏工作室开发的《第二人生》。在《第二人生》里，只有游戏规则，没有电脑预设好的情节，所有的情节完全由玩家自己创造，游戏场景由玩家自己制作，场景中的物件也是由玩家自己制作或交换而来。它可以让游戏者做到对现实对象的真实立体化重现，也可以让游戏者构建想象中的海市蜃楼。     这种在虚拟世界中对场景和物件的真实化立体重现，给跨媒体艺术学院的材料空间实验带来一个全新的实验途径。材料空间实验是跨媒体艺术学院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它让学生直接从材料本身入手，观察和寻找材料在各种空间构成中所具有的语言性的感受性，挖掘出自我的创作兴趣点。由兴趣点慢慢生发，演变成创作作品，这需要学生做大量的实验，才有可能实现。虚拟仿真的实验途径将大大提高学生实验的可能性。在虚拟仿真实验的基础上，再完成真实实验，将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     同时我们也可以参考空间装修软件“Floor planner Partners”。它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平面分布图到快速建立全三维的虚拟空间，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虚拟空间中自由地漫游，也可以在室内空间的任意一个角度环顾四周，从各个角度体验整个空间。基于图库和物品库，使用者可以快速装饰自己创立的空间。图库和物品库都可以通过图片和三维模型的导入来添加，这给予了使用者较大的自主性。软件还提供了可以精确到厘米的测量工具，这些功能都非常适合运用到虚拟仿真材料空间实验。最新版的Floor planner Partners是基于HTML5和Javascript架构的，它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操作，如果加载入Oculus Rift或是HTC,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虚拟现实体验。     当然，虚拟仿真的实验方式，也可以应用于跨媒体艺术学院的其他实验课程。木制机械的造型加工实验，如果结合虚拟实验的方式，将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和使用安全性；机电编程实验，媒体互动实验都可以借助虚拟仿真的手段，提高实验效率和实验兴趣。    跨媒体艺术学院的虚拟仿真平台建设还可以结合MOOC平台与SPOC平台模式。这两种课程平台模式和虚拟仿真实验的互相配合，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完善实验课程体系，进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对此，可将MOOC中的反转课堂再提升，借助虚拟仿真技术打造仿真课堂、虚拟展厅来充分发挥学生自我组织、自主学习的能力。 ...

04 Aug

Posted at 13:14h in 新美术

让子弹飞久一点儿！—— 在首次中国文艺黑客松开幕式上的致辞 高士明 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很焦虑。面对一群黑客，我能说点儿什么呢？对我这样最低级的网络用户而言，黑客是些很神秘的网络飞侠。作为一个艺术人，我也曾经有过一些“涉黑”的念头。时间关系，这里只举两个例子，看诸位是否能够帮我实现。Google Earth刚发布的那段时间，我极为着迷，整天盯着屏幕，在Google Earth上游荡。突然有一天我产生了一种冲动——“黑掉”或者更文明的说法“骇进”（感谢姚大钧或是马楠的翻译）Google 一分钟，让Google Earth在这一分钟成为我的个展。这是比把MoMA网站变成个人网站更加棒的事情。我给这个计划取了个名字，叫《世界观》。 另一个想法：我们所处的每一座城市里都有无数的摄像头，这些摄像头每时每刻都记录下这个城市以及所有人的生命景观。这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像数据库，而且这简直就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多频道的巨型“空间影像”装置。我们是否可能将这个隐形数据库、这个巨型装置激活？从中提取出无数人在过去几年中的生命轨迹，以他们的时间轨迹和空间轨迹，构造起他们动态的数码纪念碑。我想，这会是一种交响乐式的宏大的生命景观。 2014年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弗兰克［Anselm Frank］根据当年加州很著名的《全球图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ue］做了个展览。从那本《全球图录》中他最受启发的，是1960年代加州文化孕育的两种希望改变整个世界的力量的不同命运，这两种力量，一个是所谓“新左派”，另一个是计算机技术。前者失败了，运动者们纷纷当上教授，后者的核心是最早的一批“黑客”，他们不但缔造了IT行业，而且建立了改变人类生活的网络世界。但是，他们真的成功了吗？正如刘慈欣所说：IT技术把我们变成一种“宅”在家里的文明，人们乐于享受科技的便利服务，却丧失了向外探索无穷未知领域的狂热。 1999年，在座的大多数黑客朋友当时还没有上小学，沃卓斯基兄弟导演了一部风靡全球的电影Matrix，我们中文世界译为《黑客帝国》或者《骇客帝国》。这就跟诸位有关了。Matrix上映之后，立即引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传媒风暴。所有媒体所关注的，不但是其眩目的视觉特技和奇特的想象，而且不约而同地对片中遍布全局的玄学隐喻猜测不休。几乎所有谈论Matrix的评论或者新闻报道，在津津乐道于它眩目的视觉效果之后，总要加上一个哲学的尾巴，以示思想深刻。这些评论津津乐道于片名Matrix既有计算机科学中“矩阵”的意思，也有繁衍万物的“子宫”、“母体”之义；女一号的名字Trinity意为“圣三位一体”；男一号尼奥的原名叫“安德森”［Anderson］，即“人之子”，从Matrix觉醒之后改名为尼奥［Neo］是“新”的意思，而字母的重新组合便是“The One”（救世主）；尼奥的导引者“墨菲斯”［Morpheus］，即希腊神话中掌管睡眠和梦幻的神，等等。电影在法国上映的半个月后，即1999年6月22日，法国蓬皮杜文化中心的文学沙龙就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中心议题就是《黑客帝国》的哲学：“真实的荒漠”——在电影里，墨菲斯带着尼奥参观现实的废墟时说：“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当然，这部好莱坞电影的哲学也是好莱坞式的，在质量和深度上基本是卡拉OK的水平，就像我对网络和技术的理解力一样。然而有趣的是，在影片的叙述中，Matrix的世界连同抵抗者、觉醒者所拯救捍卫的现实也同样都是Matrix的创造——那个让人绝望的“真实的荒漠”也只不过是又一重Matrix而已。 然而，Matrix究竟是什么？当然，它既是“矩阵”，也是“母体”；既是陌生冷漠的数字模态，又是孕育我们的子宫；是生存的地平线和囚笼，是生活世界的创造者，也是生活这个谎言的制造者；是父，是主人，也是魔鬼和最邪恶的敌人。但是，在成为这一切之前，它首先是一个虚拟的符号性秩序，一个为我们构建现实的数字网络。Matrix不仅仅控制主体的行动和意志，它连主体的感觉和世界都一起控制了。Matrix将主体和其所生存的生活世界一起构造出来。于是，Matrix就是世界，就是现实。 在这个世界中，作为“人之子”或者“救世主”、“新生”或者“一”的安德森／尼奥出生、成长、受教育、恋爱、工作……是个正常的上班族（跟《楚门的世界》中的Truman一样），唯一异常的，他还是个小小的黑客，通过网络赚点外快。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感到困惑。如果他没有遇到墨菲斯（他的施洗约翰），他将带着这种困惑一直生活下去，直至衰老、死去。  “这就是你一生中都会体验到的感觉。感觉到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你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但知道它在那里，就像在你脑中有一个碎片，搞得你快发狂了……到处都有Matrix，它无时无处不包围着我们，甚至在这里，这个房间里……是这个世界蒙蔽了你的双眼，让你看不见真相。”“什么是真相？”“真相是你是一个奴隶，尼奥。你，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生来受奴役……你给关在一所监狱里，这监狱你无法闻及，无法品尝，无法触摸。这是你头脑的监狱。” 尼奥的困惑在于，这个世界“不对劲”，或者说，这世界不如人意。在Matrix第一部的结尾，Matrix的代言人史密斯先生向尼奥讲述了Matrix的诞生过程： “你知道第一个Matrix是要被设计成一个完美的人类世界吗？在那里，没有人遭受痛苦，每个人都十分快乐？但那是个灾难。没有人会接受这种程序。整个成果失败了。一些人认为我们没有设计这种向你描绘完美世界的程序语言的能力。但我相信我们有，作为一个生物种类，人类将他们的现实定义为经历着痛苦和不幸的现实。” 一个完美的世界是不被接受的，因为那是个灾难——在乌托邦中，乌托邦将不复存在，所有人的幸福将不再是幸福。那种“被完美设计”的恐惧感，自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来一直深植在我们理智的大脑深处。 墨菲斯引导尼奥将他的困惑和怀疑扩展到自我和整个世界。而对生活在这个虚假现实中的尼奥来说，他的经验首先是一种身不由及的感觉，这是一种自我的“不自在”，主体从来不能完全支配自己的行为效果，也就是说，主体所有行动的结果总是偏离于他的期望和目标。意志与结果总是偏离，我们总是达不到预期的和想要的。对于这种类似“无常”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感同身受，但我们却不像尼奥那样困惑。因为偶然性、命运、因缘甚至社会实体、他人意志这些观念，都可以成为这种感受的责任人和施动者。一切令人困惑或者不满的现实，都可以说是“造化弄人”，或者都可以归结为“极少数一小撮人”的背后操作。人本质上不能承受无常的现实，所以在现实背后追加了一个真相，一个施动者、责任人。无产阶级的苦难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剥削，《1984》中大洋国的老百姓没有面包是因为欧亚国或东亚国始终在掐脖子，生产力下降是因为老大哥的敌对势力在蓄意破坏——反正你所看到所感到的都不是现实，现实别有真相。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真相一定存在，最终一定可以解释所有的一切。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关于真相的说法竟然吻合着社会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ies］的基本结构。作为真相的施动者是现实的他者，因为我们都在现实之内身不由己，只有置身其外的他者才能够安排这一切。所以，现实－假象背后必定还有另外一个实在的现实。 在Matrix中，尼奥的伟大和超能力在于：他可以看清我们日常现实不是真实，而不过是被数字编码的虚拟世界，因此他也就成了能从中抽身的人，可以操纵和超越虚拟世界的规则（比如在空中飞，能阻止子弹……）。他至关重要的功能，在于能将“现实”虚拟化（或者相反，将虚拟的一切现实化），也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现实是一个仿像结构，它的规则可以中断，可以重写，于是，作为救世主的尼奥也就是一个重返柏拉图洞穴的囚徒，可以抵御、看破作为“现实”的影像，认识并且体验到——现实不存在。尼奥赤身裸体地从现实世界的“下水道”中滑出来，经历再生的过程，并再次进入Matrix寻找神谕，当他等候先知传见时，尼奥看见一个天才小孩用他的意志力将勺子弄弯，小孩告诉他：能这么做的关键，不是要说服自己我能将勺子弄弯，而是要说服自己勺子根本就不存在…… 但是，岂不正是这本来并不存在的勺子引导我们穿越现实的领域？勺子及其不存在共同构成了一个真相，那正是Matrix所掩盖的，仅此而已，没有其他。简单地说，真相并不是勺子背后还有一个实在，the real reality就是，勺子背后一无所有。 Matrix I最后，尼奥看破幻象，宣告了解放之途。Matrix系统开始失灵，同时，尼奥作为救世主教导那些仍然陷身于Matrix／柏拉图洞穴中的人们如何从Matrix的约束中解放自身——他们可以打破自然法则，可以弄弯金属，可以在空中飞行……但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奇迹”，只有当且仅当我们仍处身于由Matrix控制的虚拟现实中时才是可能的。导演过于低估了Matrix的作用，它不仅仅是遮蔽现实的幻像，一个不存在的假象，事实上，它是现实的对应物，是现实得以实现的操作机制。在这里，我们或许面对着一种中间状态：Matrix并不是贝克莱的精神中创造并且支撑着世界的上帝，也不是怀疑论者认为的试图掩盖虚无之真相的撒旦。毋宁说：Matrix是表象和现实之间的一个中介，一个保证两者协调的中间人。 如果Matrix只是表象－世界的一个协调机制，那么我们的现实其实就是虚拟现实，生活世界就只是一个显示器。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有一个不可见的暗箱世界在决定着可见的－显示出的现实？我们何以需要建立另一个想象的“真相”来补充现实？ 在影片的开头，Matrix中的上班族－网络黑客安德森（觉醒之前的尼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把刚刚收到的黑钱夹到书里。那本书的标题是《仿像与模拟》，是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关于虚拟技术对人类影响的力作，而他翻到的那一章“恰巧”叫做《虚无主义》。当然，我们知道，“虚无”不可能如此轻佻地成为化解资本的路径，正如尼奥的敌人，打不死的史密斯先生不能被简单地视作Matrix的化身。史密斯在Matrix中可以是每一个人、任何人和所有人，他化身亿万，无所不至，简直就像三千大千世界中示现自身的观世音菩萨。在影片最后，我们会悲哀地发现：所谓真实的荒漠、自由的世界、抵抗者的家园，都不过是又一重Matrix；救世者尼奥不过是Matrix自我检测系统设置的一个病毒，而史密斯则是一个不断升级的杀毒软件。 尼奥是1，那么谁是0呢？是尼奥的配角，自由世界的叛徒塞佛［Cypher］。Cypher是零，是密码，也是翻译，他跟尼奥共同构成了这个0和1的世界。面对Matrix的代理人史密斯，塞佛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当时史密斯正请他在虚拟世界吃牛排。他说：“这块牛排，我知道它并不存在，但是Matrix发送信息，让我感受到它的鲜嫩和美味……”塞佛微笑着把牛排放入口中。 希望上面说的这些对诸位接下去两天的工作有些帮助。最后，我有一个提醒。这第一场黑客松叫做“落地松”，我们都知道，做创新的人最珍惜的是头脑风暴的畅想时光，那是思想的子弹自由飞翔的时刻，一旦落地，就很容易进入例行模式，被各种行业套路牵引。尽管“骇进”［Hacking］工作比较特殊，思想和创意往往都是从落地的具体问题开始，但这次我们是一次文艺黑客松，很可能是华人社会的第一次，是由艺术家和程序员联合组成的骇进共同体，情况会有所不同。骇进现实，不只是拆解、搅乱，更重要的是如何去置换这个世界的根本结构？简单地说，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一旦落地，如何生根？ 我建议，在“落地”之前，让思想的子弹飞久一点儿。 2015年12月 ...

04 Aug

Posted at 13:05h in 新美术

为何网络化? 许煜 我们中国互联网的现象、我们中国的媒体现象，可能跟世界其他地方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不同，怎么去研究这些不同？这是我们组织这场年会时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我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主题是关于“网络化”，为什么叫做“网络化的力量”，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比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脸书和微信的差别，可以对比一下中国的网络用量和产业所带来的财富与欧美的情况。这些对比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可以说一无所获。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关键并不在这里，因为这种比较只肯定了一种单一的网络现象。 因此我们提出这个会议的主题：“网络化的力量”。接下来我会解释一下什么是网络化。大家将留意到，我不会提到“数字化”这个词，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要谈网络化，那么就得肯定“网络化”这个概念的多样性，而对多样性的肯定就是对特朗普当选的最好回应。 先说关于网络化的初步定义。我想指出，网络化根本上是一种生态学的思考，而且它越来越是一种技术-生态上的思考。标题“网络化的力量”是想反映当前网络化技术的状况，也就是所谓全球网络和全球平台。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超越这种状况，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以何种方式才能批判性地投入其中，并且调节这些力量？ 我们说网络化[reticulation]而不说网络[network]（在中文当中难以区别）这个词是因为，从基础设施的角度讲，网络化并不必然呈现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网络的形式，与之不同，网络化是一种循环的模式，它可以同时是可见和不可见的。 这些网络、平台已成为当今主要的政治控制方式，当代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剥削方式；但人们同时也认为网络和平台包含另类出路与抵抗的可能性，如斯蒂格勒所说，“它们是最高等级的药”[pharmakon par excellence]。这也是为什么把平台资本主义和平台合作主义截然二分、相互对立会让人困扰的原因。做批判并不等于说这是好的那是坏的，而是要展开其可能性的条件，换句话说就是指出它的局限，这么说也是以康德的批判哲学精神来考虑。 我将分别以“认识论”和“知识型”两个概念作为例子来简单地指出如何思考网络化。 但请先允许我绕个圈子，讨论网络化这个概念的思辨的历史。哪一段历史呢？比如我们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魁奈[François Quesnay]，他的理论启发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之后的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圣西门认为在网络的帮助下，资源可以得到平均分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以此开始，我们可以发展出网络与经济学的历史。然而在此，我想从另一个解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通过法国哲学家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所提出另一段思辨的历史，来解释网络化为何是一种生态式的、并且越来越趋于技术-生态的思考，同时我想提出在中国，或者更广的来说，从非欧洲文化的语境下如何来回应这个问题。 为了加深我们对网络化的理解，我想给大家展示一张图片，这张图来自一本儿童书，它是本雅明收藏的，我们还能在他的档案里找到此书，书名是《传道者的画像》[Bilder aus der Missionswelt]。感谢弗兰克[Anselm Franke]，他是柏林世界文化中心的策展人，他四周前给我看了这张图，之后图像就一直萦绕在我心里。 我们能看到，在图中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正在砍一棵树，就像是在屠杀一个人，树上插满了刀子，树下放有一些仪式用具。我们可以想象，这棵树被视为具有一种魔法般的力量。在殖民者看来，这种迷信的神秘力量是与基督的力量对立的。在这棵树的背后的这股力量，由于不同的原因，惊扰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但这棵树和网络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需要沿着西蒙东所谈的技术的思辨的历史来看。     对他而言，技术的历史可以被视为网络化的模式不断演变的过程。技术的历史始于他所说的魔法阶段，而网络化在魔法阶段的特征被他叫做关键点[les points clefs]，比如一棵巨大的树，如我们在图中所见，一块巨石、一座高峰、一条河流。这些地理上的点位正是维系网络化力量的关键点，更准确地说，这些关键点并非力量之源，而是这些力量由关键点所调节。西蒙东认为在魔法阶段有一种整体的形式，在其中没有主客二分，主体与客体是图底关系[the figure and the ground]，相互支持。底给图以形式，而图又限制底，在格式塔心理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案例。 这个图片是年轻的女士，还是年老的女士？这里头就有一种图底关系。魔法阶段的退相[dephasing]发展出了技术和宗教，这些仪式用具，也就是技术物，成了另一个网络化模式的关键点。这标示出一种美学的思想，它可以在技术与宗教分化之后创造一种融合，但之后证明这种融合是不够的。这里涉及到西蒙东所说的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之间复杂的、疑难重重的学术讨论，在此我无法细致展开。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哲学人类学的想象描绘了技术性之起源，而这种想象也在寻求重新统合人类历史上不同的专业与特殊性的融合。在这种情形下，西蒙东在《论技术物件的存在方式》（我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里激活了海德格尔。我把这种思考重新构造成了宇宙-技术式[cosmo-technical]思考，而且我希望在西蒙东的思想中加上一点：这种对融合的寻求也要调解现代与传统，传统与现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然互不相认，这是欧洲现代性之后的情况，更是中国在过去两百年来的严重情况。这也是我们必须从人类纪的历史理性和政治紧迫出发来研究网络化的力量的原因，我们今天正面临人类纪的状况。但直接倒退回一种古代宇宙论将是虚幻的，而我们的任务是重新发明一个全新的网络化模型。这也就是我在这里想提出的认识论以及知识型的两大问题。 正是这个网络化历史让西蒙东思考融合的问题以及自然与技术之间可能的调解。他并不将技术发展视为对自然的强暴，而倾向于去发现技术发展中的诗意[poiesis]。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西蒙东的思考中，网络化始终呈现为一种先天宇宙地理学[cosmo-geographic a priori]的形式，由此出发可以描述一种技术组合（比如铁路网、电讯网络）的技术-地理环境[milieu]。 在评论工业化的技术物质性时，西蒙东提出：“这并非人类对自然的强暴或者对自然元素的胜利，事实上是自然结构本身提供了发展这种网络所需的连接点：比如赫兹‘电缆’的中继站重新连接了山谷之上古代的神圣高地和大海。”当技术发展顺从、采纳了这一网络化的先天宇宙地理学，它就表达出人类与自然共处的诗意。西蒙东所举的电视信号天线的例子最能表明，宇宙地理如何整合技术地理，两者如何兼容。 看看这根电视天线，它是僵直的，但它也指引着方向；我们看到它指向远方，它能接收到遥远的发射器的信号。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个符号，它似乎是某种姿势，近乎是意向性的魔力，一种当代的魔法。在天线的最高点与超频发射器的节点的相遇之中，有一种人类网络和自然地理之间的“共同-自然”。这里有一种诗意的维度，也有一种与意义[signification]、意义的相遇有关的维度。西蒙东，〈对机器学的访谈〉[Entretiensur la méchanologie],《综合评论》杂志[Revue de synthèse, 130:6, no. 1 (2009), 103–32: 111.］ 在《论数码物件的存在》中，我批评西蒙东没有进一步阐发网络的问题，因为他对网络化的理解局限在这种先天宇宙地理学中。而在我看来，这种先天宇宙地理学已经被一种新的网络化模式所取代，也就是当代网络技术，尤其是社交网络和通常的网络。这种模式表现出不同的物质性、美学和生态学。在这种新的网络化模式中来看，先天宇宙地理学似乎不再是网络化的唯一原则。我们必须探寻这种新的技术图式中的可能性，为此我们必须与工程师一同工作，因为重点不仅在于美学经验，还在于技术图式。 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西蒙东对先天宇宙地理学的讨论，它对我们思考基础设施，以及想象西蒙东重新把技术整合进文化的目标，都仍旧非常重要。 请让我来详细说明关于转型的问题，因为这是“网络化的力量”的核心主题的核心。要转变它首先意味着理解这些网络化技术所强调的认识论，然后参照另一种认识论和价值来调节它们。为了改变它，我们首先要理解它，所以我们邀请国际专家齐聚一堂，同时我们还需要和工程师、黑客一同工作。我想强调关于转型的问题，因为光是研究转型、批判转型远远不够，我们更需要转变它。这是未来对网络化的研究，以及对更一般的技术研究的重任。这就是我们与斯蒂格勒和哈尔平[Harry Halpin]所做的工作，我非常开心哈尔平今天也在现场。2012年的项目“社会网”[Social Web]中，我们通过质疑脸书的认识论来提出替代方案，脸书的认识论是基于节点与链接来理解社会，我们在1930年代莫里诺[Jacob Moreno]建立的社会计量学中找到了这种理解。...

31 Jul

Posted at 12:01h in 新美术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社会研究？ 黄孙权 你我犹如隔镜视物，所见无非虚幻迷蒙犹如在镜中的实体与镜像［……］孩童之时，所言具为孩童所感之如是孩童，所思亦复孩童为成年之后，便将童心摒弃［……］网络无限宽广——押井守，《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1995/2008） 押井守饶富意味的对白，似一幅历史后的画作。当草薙素子的意识跟傀儡师“结合”，新生命－社会形态诞生，唯意志论的机器赛伯朋克［machinery cyberpunk]进化成网络化的全球运算［planetary computing］。此后，草薙素子无处不在，也不在任何一处。草薙素子的“成年”，意味着人类从工业时代的童年（巴黎铁塔）、成年（全球城市），来到了网络社会的童年：一个以堆栈［stack］建筑新形构的云端政权几何学［cloud and the state geometries］。《攻壳机动队》的后人类故事，触击了社会学更新，哲学本体论溃退，及价值意义符码等传统文化研究工具的崩解。我相信当今浮现的迹象并不比押井守1995年的想象更前卫，然而，人文社会科学对技术资讯领域的卑躬屈膝、畏惧无语却更胜以往。 如何面对网络社会的童年是成年工业时代的社会学最大的难题。社会学是工业时代的科学，理论化都市资本主义的痛苦矛盾之尝试。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很清楚地指出资本主义诞生于城市，[1] 社会学与工业化城市带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起出现的。[2] 浮现于19世纪的社会学虽然关注城市，其研究对象仍是人类整体社会，20世纪初由芝加哥社会学派建构的都市社会学，才回到了社会学的诞生之处。芝加哥都市社会学派主宰了将近四十年，直到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方才褪去。在派克［Robert Ezra Park］、伯吉斯［Ernest Watson Burgess］和麦肯齐［Roderick D. McKenzie］（1925）的代表著作里，都市主要的问题在于“融合”，他们提供给都市规划师理性客观的分析原理是“同心圆模式”[3] 。他们并未意识到，最易爆发危机或分崩离析的转化中区域，并非少数族裔与贫困阶级居住的社区，而是以强势价值（都市文明）来融合异数与经济驱逐导致的并发病症。即便如此，这些理论却提供了美国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的社会学想象与国家治理模型。 当1968年的学潮爆发，都市革命挑战了保守学院思潮，其中最有力的批评者当是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受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卡斯特早期的成名作《都市问题》[4] 推翻了以融合作为都市社会变迁核心的观点，因为其无能解决都市更新、都市两极化带来的冲突矛盾。之后，卡斯特不惜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决裂，当后者仍坚持工人运动才是革命的历史主体时，他透过全球多个城市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以《城市与草根》[5] 一书总结了都市社会运动作为都市变迁的核心，是都市意义转变的驱动力，都市就是改变历史主体的空间。与当时的批判地理学家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一起[6]（同时间的还有部分新左与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扛起左翼大旗，将城市理解为革命的基地，福柯对此种理论上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有过清楚的论述。[7] 他们共同指向：如果没有空间解放，一切的解放理论皆不可行。这些批判力量是与正浮现的新自由主义并肩而行的，左翼的空间解放在现实里的对角线便是右翼的空间的解除管制与私有化。 直到2000年前后（包含快速的更新再版）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三部曲[8] 之前，社会学处理的都是实质空间，真实人类居所的斗争冲突之种种。然而，当草薙素子失去机器肉身，也失去了肉身需要的实质空间，社会学的对象何在？2000年网络经济虽然泡沫化，但光纤电缆与无线发射台的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历史上首现的大量网民，是特定阶级也是特定技术文化的传播者。全球化顿时成为强而有力的主流意识型态（想想当时自由派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拥抱全球化的热切[9] ），天使投资人与科技创新份子在泡沫经济后另起炉灶，推出web2.0，将消费者升级为主动的使用者／参与者、内容提供者。当世纪交接之际，大家欢愉歌颂自媒体［we media］时代来临的兴奋，类似1965-1980年代的处境，四处洋溢着不满，但也充满愿景希望。对于“当下”，人们普遍有着一股兴奋感，因为“当下”似乎会带来一个崭新的未来，通往无限可能国度的入口。资本主义很快地自我更新，解决累积缓慢带来的迟滞，像是1960年代的社会解放气氛迎来消费主义一样，谷歌与脸书正悄悄建立自己帝国的第一块砖，通往无限可能国度的入口只能依网络巨擘全权掌控下的网络传输协定［protocol］打开。 卡斯特提出了网络国家、网络劳工等概念来回应社会学的典范转移，正对应同一时期奈格里的从帝国主义到帝国、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变[10] 。知识经济、情感劳动、非物质劳动、网络劳工，无论何以名之，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作为一种意识型态的发明，轻松度过了网络泡沫化后的危机，同时将消费者转变为用户，非典型劳动［precarity］和劳动的优步化［uberworked］[11] 顺利地将左翼之梦变成梦呓，诸众更多成为数位劳工[12] ，成为邱林川教授所言的信息中下阶层[13] ，i奴[14] ，而非奈格里念兹在兹的生命政治再生产的人类学式出走［exile］了。社会学中的国家角色呢？在韦伯眼里，国家是机器［state as machine］，在阿尔都塞眼中，是国家机器［state machine］，福柯则视为治理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governance］，建筑都市理论家布拉顿［Benjamin H. Bratton]则提出堆栈概念来理解当今全球计算与治理，认为机器就是国家[the ma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