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森|从《辅德里》讲起，戏剧与音乐的关系
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演系主任，《辅德里》总叙事、导演牟森应邀参加3月27号上午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举行的“不止在剧场”第一期活动。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还有青年作曲家李京键、音乐学者橙客，他们从非虚构戏剧《辅德里》出发共同探讨戏剧和音乐之间的关系。 《辅德里》在文本的基础上提炼出了四个音乐主题，分别是：守护、寻找、危机和爱情，它的音乐分为现场伴奏与管弦乐录制两种演奏形式。《辅德里》的主创团队既有一定的野心，又有一定的接地气的亲和力。它虽然是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来讲述百年前的故事，但是它的音乐让人没有距离感。 牟森和李京键已经合作了多次，之前有《一句顶万句》，《致勇气》，《大神布朗》，此次便是《辅德里》。两位老师的合作正像汉斯·季默和诺兰一样是可遇不可求的，有着相同志向的人一碰即合。这是一种平时只谈油画、音乐、艺术却不谈项目的合作关系。李京键把这样一种合作关系看作是合作标杆。 这种密切而不可分的状态同时适用于戏剧与音乐。在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忠实信徒的牟森看来，剧场这种形式，它的核心功能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制造感动。而达到这个目的和功能最根本的手段就是音乐。音乐跟戏剧从一开始就是在一起的，从来没有分离过，谁服务于谁这种事儿是不存在的。 橙客也认为音乐和戏剧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自古就是生长在一起的，连意大利歌剧其实都在复兴古希腊悲剧。所谓音乐上的文艺复兴，复兴的主要就是古希腊悲剧。到了21世纪，戏剧艺术和这种经典音乐艺术各自面临着各自的危机，各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各自的高度发达和纯粹的发展而导致的。所以到今天会发现全世界各地戏剧领域的人和音乐领域的人，他们都不自觉的相互融合。在今天音乐和戏剧可以说是相互拯救的关系。 戏剧也许要花费很多的功夫才能把观众代入感动的情境，但是音乐很快就可以做到。音乐让人们从现实中脱离出来。音乐响起的时候往往是浪漫的或者说超脱于现实的时候，橙客想让大家思考：超现实就是非现实吗？想象一下，你去坐地铁，戴个耳机走在路上，便处于自己的一个世界中。当你把耳机突然拽下来，然后你好像就进入到一个现实世界，开始演戏。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演戏。 同样的，戏剧把音乐可视化，从而直接满足人们对于故事的天然渴望。两者的结合最大程度地留住了观众，尤其对于剧目时间更长的戏剧和乐曲而言。更现实的例子是，哪怕在默片时代，他们也会搭配上音乐，视听双管齐下，像卓别林就会自己弹钢琴做配乐。 牟森谈到上海在三、四十年代将音乐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手段，不管是明月歌舞团还是时代曲，所谓流行音乐，那就是现代性的前沿、前端，就在上海。不管是对音乐、戏剧、摄影、美术，所有作为现代性的这样一些媒介最早在中国的进入都是从上海，而且非常辉煌。中共二大发生在上海，《辅德里》发生在上海，就决定了它的性质。 有了曾经的辉煌对比，橙客不禁反思中国现代的歌剧量多却不精，演一次就作罢，但诞生于百老汇、伦敦西区的音乐剧却是以质取胜，流芳百世。所以静安区若是发展起来，其力量不容小觑。牟森补充道，静安戏剧谷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节庆品牌。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先天性不足，因为做中文的歌剧、音乐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处理中文中的一些文件性的文字，也就是歌剧中的宣叙调。李京键举了一个很通俗的例子来说明，用意大利语唱一件非常生活化的小事，也许由于在语境之内没有问题，但用中文，确实很难处理，听众会觉得别扭奇怪。大家听意大利歌剧觉得不违和实际上是因为不懂意大利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由语言陌生间离带来的完美感。而且意大利语和法语本身也是富有歌唱性的语言，本来说话就跟唱歌似的。 中文的这种歌唱性，在咏叹调中没问题，在诗歌化的标准中没问题。而叙事性的这种歌唱，确实是因为由于语言的、语境的问题，再加上中文有四声，写的不好就倒字，听不清楚在唱什么内容。当内容一旦有缺失，人就会失去兴趣。 从技术方面回归到本质上，伟大的音乐都在讴歌和反应当下，像是威尔第，贝多芬，无一例外。近几年提倡为人民而歌的热潮更盛，有些艺术工作者会本能地反感，但这并不代表着过时的旧思想。一个词语总是容易被误解，李京键提醒道，人民本来也是很fashion的一个群体。我也是人民。它可以是很广泛的一个群体，也可以非常的现代，社会就是人民创造的，所以人民就是现代。 社会是人民创建的！正如《辅德里》本身的人物，根据史料证明他们都是家庭非常殷实的一群人，并不是因为饥肠辘辘所以被迫去革命，真的是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为了信仰。所以说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音乐是表达理想主义最好的一个手段。 在最后的观众提问环节，牟森再次强调了《辅德里》是非虚构剧。这种事只能感谢生活本身，感谢命运。就这两个点就使得《辅德里》这部剧，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文献集锦，而具备了巨大的宿命感、命运感。我们只有感恩，因为这个事情是编造不出来的，它恰恰是从生活本身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