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Aug 悼念 |贝尔纳·斯蒂格勒:快感、欲望和默契
图为贝尔纳·斯蒂格勒教授(1952.4.1-2020.8.6 )首次到访中国美术学院,于跨媒体艺术学院408教室举办讲座“感性的无产阶级化” 编者按 当地时间2020年8月6日,哲学家、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研究与创新学院院长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法国离世,享年68岁。我们对斯蒂格勒老师的突然离去感到难言的震惊与沉痛。 斯蒂格勒老师自2015年春天开始每年受邀来到中国美术学院,在跨媒体艺术学院春季高级研修班举办系列讲座,历年的讲座涵盖了他所关切的众多议题:“新技术、新媒体和新艺术”(2015年)、“人类纪里的艺术、差异与重复”(2016年)、“熵与劳作”(2017年)、“走向逆熵纪——社会雕塑、控制论与智慧城市”(2018年)、“技术与感知学”(2019年)。在过去几年,斯蒂格勒老师也经常受邀参加我院的众多学术活动,与我院师生结下深厚的友爱之情,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斯老师”。 每年春天,适逢斯老师来杭州开讲,都有世界各地的大批青年学子前来旁听,斯老师在艺术学院的背景下,向我们抛出了感性的无产阶级化、业余者之爱、集体跨个体化、关怀的技术、逆熵纪等时代中深切攸关的大问题,也激励艺术的创作者通过主动雕塑与培育人类纪,争取一个逆熵的未来。每一年听讲,我们都能感到斯老师在思想上的勇猛精进,也因此备受鼓舞。只有今年因为新冠疫情耽误,我们与斯老师错失了一次春天的约会,却不曾想今天传来的噩耗让我们永远失去与斯老师一同学习、思考的机会。 我们找出往年斯老师的文稿再读,以此缅怀,愿斯老师一路走好。 让我们谨以斯老师最喜欢的一首诗,为他送行: 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它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织成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天边的气流翻开又合上了我的书,波涛敢于从巉岩口溅沫飞迸!飞去吧,令人眼花缭乱的书页!进裂吧,波浪!用漫天狂澜来打裂这片有白帆啄食的平静的房顶。 ——保尔·瓦雷里《海滨墓园》(卞之琳译) 历届跨媒体艺术学院春季高级研修班 新技术、新媒体和新艺术(2015) 人类纪里的艺术、差异与重复(2016) 熵与劳作(2017) 走向逆熵纪——社会雕塑、控制论与智慧城市(2018) 技术与感知学(2019) 快感、欲望和默契 文 | 贝尔纳·斯蒂格勒 译 | 许煜 有一天,一群登山者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它,赋予它人性,庆祝它,但这一切背后的代价是队员的性命,以及痛苦,丢了手指,有可能掉下山谷(起码有两百个登山者为了登峰而丢掉性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维基百科是怎样在几年内建立的?在那里你能够像我一样找到所有关于珠穆朗玛峰的资讯,包括不幸死去的以及征服它的人,还有成千上万的由成千上万的使用者为了编辑这个条目通霄达旦留下的注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五岁的小孩从城里来到乡下,当他一见到树,他就想爬,当他见到山坡,也想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样可持续的快感背后都是有一种升高。这就是我今天会说的。这也是西蒙东所说的“关键点”(points clès),也就是说这些高峰标志着乔治·冈圭朗(Georges Canguilhem)所说的生活的技术形式,它也决定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智性的灵魂(âme noétique)的构成。 我将尝试指出在界面这一个范畴里,它构成了共同的空间与时间,有时甚至是大门、地方、高峰等,它们标志着在一起存在这个问题变得首要。为此我想要尝试与市场或营销在这个题目的主流意见对立——而电脑游戏则是提出这个问题的特别形式。 人类的快感是欲望的结果,欲望必然是一个升高的过程——或者用一个更清晰以及准确的语言来说,是升华(sublimation)。然而,毫无疑问,有人会指出有一种在倒退中倒错的快感。这是实情。这意味着愉悦界面(pleasurable interfaces)的问题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的问题,这是升华的经济以及倒退的经济,或者可持续经济或者用后即弃的经济。 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处理升华里面败坏的问题;简单说,我们可以说升华是一种移位,里面构成一种败坏(我在《资本主义的失神(卷3):信念丧失和信誉丧失》(L’esprit perdu du capitalisme:3. 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里面有解释,这里面出现了一种败坏,这也是弗洛伊德谈物恋的时候所提到的);因此有一些退化性的升华的形式,同时也有积极的“偏离”(也就是说败坏);我们不能将升华与退化对立﹕它们互相妥协。 几年前在一个关于“新物件”(也就是物联网)的研究会里,丹尼尔·开普朗(Daniel Kaplan)指出,这些物件经过互联网直接沟通,它不再是说简单化界面就可以容易一点存取资讯系统。相反的,它是要增加复杂性,也就是说吸引力。简单化可以为股东带来收益是一回事;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消灭复杂性,也就是说默契以及共同投入(co-implication)是另一回事。这两者是相反的。简单化,首先也就是无产阶级化,而知识总是可以将我们引向复杂性以及复杂化以及默契。 凯特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指出了电脑游戏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在于,他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它呈现了事物的复杂性或者物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相比于一个使用的物件,它更像是实践的器具。在游戏里,有一种可以自我改善、自我改变的可能性,就好像爬树或者登山一样。对于电脑游戏,有人认为这是由一种驱力(即退化性的)所转过来的。在某些情况,这种改变打开了与其他正在改变中的人邂逅的空间。游戏变成了一个不只是复杂性的操作者,而是默契﹕共同投入,复杂化,难度,验证,都有一种社会的维度。 这个默契正是查尔斯·雷内(Charles Lenay)与保罗·巴赫-伊-利塔(Paul Bach-y-Rita)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关于盲人使用的感知的代换品的研究里的关键问题。他指出盲人并不是想要有一个可以简化他们生活的装置,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可以丰富他们生活的装置,也就是说与他“产生默契”(complicitate,我造了一个动词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共同投入,产生了这种存在的基本维度,我们称之为熟悉性,它是情感的条件,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hilia(来自动词philein,爱),而法语的complicite也是同义词。简单化生活,我们将见到,可以意味着贫乏化生活。 一个简单的感知代换品,好像保罗·巴赫-伊-利塔所用的摄影机(通过触觉系统感知震动,专为盲人用户打造),不足以让一个盲人兴奋。它必须成为一种可以社会化的支撑,也就是说一个让盲人可以共同个体化的机会——他们共有的不是残疾,而是一个必要的缺陷,他们需要这个缺陷,因为正是通过这个缺陷,他们得以共同使自己个体化,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世界得以建构,其中的复杂性就是他们之间的默契,我们称这个世界为目盲的世界。这个必要的缺陷——那个目盲的世界的构建正是依赖这个特殊的缺陷——毫无疑问能够有上千种办法得以复杂化,盲人之间的默契也由此形成。 一个简单的感知代换品,好像保罗·巴赫-伊-利塔所用的摄影机(通过触觉系统感知震动,专为盲人用户打造),不足以让一个盲人兴奋。它必须成为一种可以社会化的支撑,也就是说一个让盲人可以共同个体化的机会——他们共有的不是残疾,而是一个必要的缺陷,他们需要这个缺陷,因为正是通过这个缺陷,他们得以共同使自己个体化,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世界得以建构,其中的复杂性就是他们之间的默契,我们称这个世界为目盲的世界。这个必要的缺陷——那个目盲的世界的构建正是依赖这个特殊的缺陷——毫无疑问能够有上千种办法得以复杂化,盲人之间的默契也由此形成。 一个义肢,好像保罗·巴赫-伊-利塔所发明的摄影机,它用来容许盲人进入他们看不到的空间,而如果它所打开的世界,不是基于缺失所引起的默契[这里我们必须谈及意大利哲学家罗伯特·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理论,以及他在《交融:共同体的起源与命运》(Communitas)一书中对过失(delinquere)的理解],这意味着这个义肢不被采纳。我们可以适应以及找到使用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将它变成我们的东西﹕它不能成为一个经验的生活空间。使用而不被采纳,它成为了技术玩意,无法贡献使用者的个体化,而也因为这个原因使用者无法成为实践者。最后它只是工业历史垃圾桶之中的全球性垃圾的一员,以“负面的外置性”侵犯每个角落。所有人都在谈这个,但却没有几个意识到它跟快感和欲望的问题的关联。 这些正是消费主义的目的,它要生产用后即弃的义肢,缺乏实践、没有默契、无法采纳,但它却制造了程式化以及系统性的工业浪费,最终它们自我毁灭。一个生产默契的装置,创造了一种对文化的附属感,也就说,在一个世界,我们称一个物件是文化的,意味着它不是可随意丢弃的。这样的装置,也就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称的可持续性,带来的不只是快感,而是欲望,也就是说一种上升经历的分享﹕也就是说升华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