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媒体艺术丛书| 生态艺术实践

14 Sep 跨媒体艺术丛书| 生态艺术实践

善良人类世之生态艺术实践

郑波

当你在地球表面的某个地点阅读这篇文章时，全球暖化、极端天气、海洋酸化、物种灭绝正在发生。热带雨林被大量砍伐，巨量垃圾被填埋、焚烧或投入海洋，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依然源源不断地被开采和燃烧。我们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生存的这颗行星的气候和生态系统，我们意识到危机四伏，但我们并没有停下来检视我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建构，依然在科学－资本－殖民推动的高速列车上读书画画。

“工业革命”后，人类的数量从线性增长变成了指数增长（图1）：

但人类居住的地球是有限的。2009年，科学家 约翰·罗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öm］和威尔·史蒂芬［Will Steffen ］提出“地球边界”框架［planetary boundaries］，更清晰地呈现出人类在地球生存所需的基本系统条件。2015年2月，《科学》杂志［Science］发表了史蒂芬等人的最新评估（图2、图3）（1）。

在有限的空间内，一个物种的数量呈指数增长，其结果不言自明。

在人口指数增长的同时，人的能耗亦高速递增。在狩猎采集社会，人付出的能量和取得的能量基本平衡，不产生剩余能量。到了农业社会，人从植物、动物身上取得的能量开始超出人付出的能量，剩余能量成为可能，财产积累、贫富分化、人之间的剥削和压迫随之而至。发现化石能源后，人的能耗更是猛增。一个狩猎采集者的能耗功率约为250瓦，而现在一个美国人的能耗功率高达11000瓦，超过了一条蓝鲸的能耗（2）。 蓝鲸是地球上已知的最大动物，成年蓝鲸的体重在45-150吨之间。地球上现有蓝鲸的数量不足25000条，而人类的数量是76亿。

冷战结束后，大多数地球人类加入了全球化的“生产+消费”体系。但全球化的治理结构并没有随之浮现，民族国家依然主导人类的政治想象和行为。科学只研究可以证明的问题，统计只关注可以衡量的指标。那些无法衡量的因素、超出实证规模的问题曾以气、道、神话、迷幻的方式被人类社会关注和感悟。科学远未能解释一切，但其他工具已然被抛弃。

在个人层面，我的衣食住行是全球的，我的信息知识或许也是全球的，但我的喜怒哀乐不是全球的，我的道德责任更不是全球的。看到一只猪在我面前被屠杀，看到我家附近的森林被砍伐，我会心惊胆战，我会尽力阻止。看到养猪场杀猪的录像，看到南美的热带雨林因种植大豆而被砍伐的报道，我或许会心痛，但痛之浅、之短暂无法推动我采取任何行动。我的情感、以及产生情感的生理机能并没有随着我的生活方式发生足够的演化。我依然只会对身边的的死亡感到悲伤，只会对身边的杀戮感到愤慨，只会对身边的生态灾难感到恐惧。我享受全球化的生活，依赖地球各地的资源，但我没有感受地球系统的能力，也从未认真考虑过我的地球责任。我们发明了技术将南美的大豆低成本运来中国，但我们没有发明技术让我对南美的热带雨林被砍伐产生应有的恐惧。

一方面，我们需要反思全球化的生活模式；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寻找方法让我们的情感、道德与我们改变地球的技术能力相匹配，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智人［Homo sapiens］（3）。

拉图尔［Latour］等学者近年来意识到，在观念层面，自然vs社会、科学vs人文、客观vs主观的二元结构是现代性的基石。他们因而主张要摒弃“大写的自然”［Nature］这一观念，转而使用“盖娅”[Gaia，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来指称地球及生活在地球的万物（4）。 历史学者查卡拉巴提［Chakrabarty］指出，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变迁和人类活动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我们就无法再维系历史和自然史的学科分野。我们需要将生态的视角带入历史研究，重新检视现代及全球化的历史。我们需要将全球资本的历史和人类作为物种的历史放在一起思考（5）。

那么，人类世的艺术应该如何定义？

将艺术界定为人的审美活动，将创作界定为人的创造，将美术馆界定为人的空间，都是基于自然－社会二元结构的逻辑。如果我们要走向一个善良的人类世，我们或许应该将艺术定义为地球的审美，将创作定义为万物的创造，将美术馆定义为万物的空间。

生态艺术实践并非一个流派或运动，而是一个范式变迁［paradigm shift］，其关键是将尺度［scale］从人／社会推至万物／地球。艺术史需要重写，当代艺术的创作方法需要颠覆，美术馆需要重构。

此次编辑的一组文章仅仅是探索“生态艺术实践”这一巨大命题的开端。美国作者德莫斯［T.J. Demos］指出生态和政治不可切割，好的作品应质疑“绿色”、“可持续性”等去政治化的理念。霍顿［Jessica Horton］的文章聚焦北美原住民艺术家的实践，指出他们一直将生态抗争和反殖民抗争结合起来。秘鲁作者比达特［Giuliana Vidarte］分析四位艺术家如何将传统神话纳入当代绘画，重新想象“人和动物未被区分时”。法国作者特里亚尔［Frédéric Triail］认为人类和地球万物的关系恰似园丁和花园，而艺术家的角色或许“有如林中巫师”。台湾作者蔡晏霖、吴绍文则介绍了她们的亲身实践，如何将艺术、酷儿带入种植。园林是中国近现代精英在城市化过程中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验。叶放、郑力、管怀宾、张颂仁和高士明的一组文章探讨了园林在当下对绘画、装置、美术馆机制的启发。陈昱全的文章通过检视中国艺术史中的灵芝图像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变迁。杨静的文章详细描述了艺术家梁绍基多年来与蚕的合作。封帆则解读艺术家尚扬作品中潜在的生态意识。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下欧美的生态艺术实践和话语强调政治关联和行动，南美艺术家尝试延续非现代性智慧，中国的实践和话语则更强调个人修为。三者可互相补充。

此次专题代表了当下国内外对生态艺术实践的典型讨论，但尚不足以从根本上颠覆人类中心主义的艺术观。善良人类世需要怎样的艺术？创作如何才能成为跨物种的审美实践？艺术如何可以帮助我们成为真正的智人，拥有与地球万物相通的情感和道德？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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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自 Will Steffen et al. “Planetary Boundaries: Guiding Human Development on a Changing Planet,” Science 347.6223 (13 Feb 2015), 1259855.
（2）、 参见 Geoffrey West, Scale: The Universal Laws of Growth,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the Pace of Life in Organisms, Cities, Economies, and Companies, Penguin, 2017.

（3）、 参见 David Grinspoon, Earth in Human Hands: Shaping our Planet’s Future,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16.

（4）、 参见 Bruno Latour,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5）、 参见 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 35, Winter 2009, pp. 19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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