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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Apr 牟森|从《辅德里》讲起,戏剧与音乐的关系
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演系主任,《辅德里》总叙事、导演牟森应邀参加3月27号上午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举行的“不止在剧场”第一期活动。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还有青年作曲家李京键、音乐学者橙客,他们从非虚构戏剧《辅德里》出发共同探讨戏剧和音乐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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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德里》在文本的基础上提炼出了四个音乐主题,分别是:守护、寻找、危机和爱情,它的音乐分为现场伴奏与管弦乐录制两种演奏形式。《辅德里》的主创团队既有一定的野心,又有一定的接地气的亲和力。它虽然是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来讲述百年前的故事,但是它的音乐让人没有距离感。
牟森和李京键已经合作了多次,之前有《一句顶万句》,《致勇气》,《大神布朗》,此次便是《辅德里》。两位老师的合作正像汉斯·季默和诺兰一样是可遇不可求的,有着相同志向的人一碰即合。这是一种平时只谈油画、音乐、艺术却不谈项目的合作关系。李京键把这样一种合作关系看作是合作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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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密切而不可分的状态同时适用于戏剧与音乐。在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忠实信徒的牟森看来,剧场这种形式,它的核心功能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制造感动。而达到这个目的和功能最根本的手段就是音乐。音乐跟戏剧从一开始就是在一起的,从来没有分离过,谁服务于谁这种事儿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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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客也认为音乐和戏剧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自古就是生长在一起的,连意大利歌剧其实都在复兴古希腊悲剧。所谓音乐上的文艺复兴,复兴的主要就是古希腊悲剧。到了21世纪,戏剧艺术和这种经典音乐艺术各自面临着各自的危机,各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各自的高度发达和纯粹的发展而导致的。所以到今天会发现全世界各地戏剧领域的人和音乐领域的人,他们都不自觉的相互融合。在今天音乐和戏剧可以说是相互拯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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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也许要花费很多的功夫才能把观众代入感动的情境,但是音乐很快就可以做到。音乐让人们从现实中脱离出来。音乐响起的时候往往是浪漫的或者说超脱于现实的时候,橙客想让大家思考:超现实就是非现实吗?想象一下,你去坐地铁,戴个耳机走在路上,便处于自己的一个世界中。当你把耳机突然拽下来,然后你好像就进入到一个现实世界,开始演戏。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演戏。
同样的,戏剧把音乐可视化,从而直接满足人们对于故事的天然渴望。两者的结合最大程度地留住了观众,尤其对于剧目时间更长的戏剧和乐曲而言。更现实的例子是,哪怕在默片时代,他们也会搭配上音乐,视听双管齐下,像卓别林就会自己弹钢琴做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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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森谈到上海在三、四十年代将音乐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手段,不管是明月歌舞团还是时代曲,所谓流行音乐,那就是现代性的前沿、前端,就在上海。不管是对音乐、戏剧、摄影、美术,所有作为现代性的这样一些媒介最早在中国的进入都是从上海,而且非常辉煌。中共二大发生在上海,《辅德里》发生在上海,就决定了它的性质。
有了曾经的辉煌对比,橙客不禁反思中国现代的歌剧量多却不精,演一次就作罢,但诞生于百老汇、伦敦西区的音乐剧却是以质取胜,流芳百世。所以静安区若是发展起来,其力量不容小觑。牟森补充道,静安戏剧谷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节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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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先天性不足,因为做中文的歌剧、音乐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处理中文中的一些文件性的文字,也就是歌剧中的宣叙调。李京键举了一个很通俗的例子来说明,用意大利语唱一件非常生活化的小事,也许由于在语境之内没有问题,但用中文,确实很难处理,听众会觉得别扭奇怪。大家听意大利歌剧觉得不违和实际上是因为不懂意大利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由语言陌生间离带来的完美感。而且意大利语和法语本身也是富有歌唱性的语言,本来说话就跟唱歌似的。
中文的这种歌唱性,在咏叹调中没问题,在诗歌化的标准中没问题。而叙事性的这种歌唱,确实是因为由于语言的、语境的问题,再加上中文有四声,写的不好就倒字,听不清楚在唱什么内容。当内容一旦有缺失,人就会失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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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方面回归到本质上,伟大的音乐都在讴歌和反应当下,像是威尔第,贝多芬,无一例外。近几年提倡为人民而歌的热潮更盛,有些艺术工作者会本能地反感,但这并不代表着过时的旧思想。一个词语总是容易被误解,李京键提醒道,人民本来也是很fashion的一个群体。我也是人民。它可以是很广泛的一个群体,也可以非常的现代,社会就是人民创造的,所以人民就是现代。
社会是人民创建的!正如《辅德里》本身的人物,根据史料证明他们都是家庭非常殷实的一群人,并不是因为饥肠辘辘所以被迫去革命,真的是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为了信仰。所以说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音乐是表达理想主义最好的一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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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观众提问环节,牟森再次强调了《辅德里》是非虚构剧。这种事只能感谢生活本身,感谢命运。就这两个点就使得《辅德里》这部剧,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文献集锦,而具备了巨大的宿命感、命运感。我们只有感恩,因为这个事情是编造不出来的,它恰恰是从生活本身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