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Aug 为何网络化?
为何网络化?
许煜
我们中国互联网的现象、我们中国的媒体现象，可能跟世界其他地方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不同，怎么去研究这些不同？这是我们组织这场年会时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我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主题是关于“网络化”，为什么叫做“网络化的力量”，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比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脸书和微信的差别，可以对比一下中国的网络用量和产业所带来的财富与欧美的情况。这些对比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可以说一无所获。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关键并不在这里，因为这种比较只肯定了一种单一的网络现象。 因此我们提出这个会议的主题：“网络化的力量”。接下来我会解释一下什么是网络化。大家将留意到，我不会提到“数字化”这个词，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要谈网络化，那么就得肯定“网络化”这个概念的多样性，而对多样性的肯定就是对特朗普当选的最好回应。
先说关于网络化的初步定义。我想指出，网络化根本上是一种生态学的思考，而且它越来越是一种技术-生态上的思考。标题“网络化的力量”是想反映当前网络化技术的状况，也就是所谓全球网络和全球平台。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超越这种状况，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以何种方式才能批判性地投入其中，并且调节这些力量？
我们说网络化[reticulation]而不说网络[network]（在中文当中难以区别）这个词是因为，从基础设施的角度讲，网络化并不必然呈现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网络的形式，与之不同，网络化是一种循环的模式，它可以同时是可见和不可见的。 这些网络、平台已成为当今主要的政治控制方式，当代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剥削方式；但人们同时也认为网络和平台包含另类出路与抵抗的可能性，如斯蒂格勒所说，“它们是最高等级的药”[pharmakon par excellence]。这也是为什么把平台资本主义和平台合作主义截然二分、相互对立会让人困扰的原因。做批判并不等于说这是好的那是坏的，而是要展开其可能性的条件，换句话说就是指出它的局限，这么说也是以康德的批判哲学精神来考虑。
我将分别以“认识论”和“知识型”两个概念作为例子来简单地指出如何思考网络化。
但请先允许我绕个圈子，讨论网络化这个概念的思辨的历史。哪一段历史呢？比如我们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魁奈[François Quesnay]，他的理论启发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之后的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圣西门认为在网络的帮助下，资源可以得到平均分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以此开始，我们可以发展出网络与经济学的历史。然而在此，我想从另一个解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通过法国哲学家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所提出另一段思辨的历史，来解释网络化为何是一种生态式的、并且越来越趋于技术-生态的思考，同时我想提出在中国，或者更广的来说，从非欧洲文化的语境下如何来回应这个问题。 为了加深我们对网络化的理解，我想给大家展示一张图片，这张图来自一本儿童书，它是本雅明收藏的，我们还能在他的档案里找到此书，书名是《传道者的画像》[Bilder aus der Missionswelt]。感谢弗兰克[Anselm Franke]，他是柏林世界文化中心的策展人，他四周前给我看了这张图，之后图像就一直萦绕在我心里。
我们能看到，在图中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正在砍一棵树，就像是在屠杀一个人，树上插满了刀子，树下放有一些仪式用具。我们可以想象，这棵树被视为具有一种魔法般的力量。在殖民者看来，这种迷信的神秘力量是与基督的力量对立的。在这棵树的背后的这股力量，由于不同的原因，惊扰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但这棵树和网络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需要沿着西蒙东所谈的技术的思辨的历史来看。 对他而言，技术的历史可以被视为网络化的模式不断演变的过程。技术的历史始于他所说的魔法阶段，而网络化在魔法阶段的特征被他叫做关键点[les points clefs]，比如一棵巨大的树，如我们在图中所见，一块巨石、一座高峰、一条河流。这些地理上的点位正是维系网络化力量的关键点，更准确地说，这些关键点并非力量之源，而是这些力量由关键点所调节。西蒙东认为在魔法阶段有一种整体的形式，在其中没有主客二分，主体与客体是图底关系[the figure and the ground]，相互支持。底给图以形式，而图又限制底，在格式塔心理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案例。
这个图片是年轻的女士，还是年老的女士？这里头就有一种图底关系。魔法阶段的退相[dephasing]发展出了技术和宗教，这些仪式用具，也就是技术物，成了另一个网络化模式的关键点。这标示出一种美学的思想，它可以在技术与宗教分化之后创造一种融合，但之后证明这种融合是不够的。这里涉及到西蒙东所说的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之间复杂的、疑难重重的学术讨论，在此我无法细致展开。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哲学人类学的想象描绘了技术性之起源，而这种想象也在寻求重新统合人类历史上不同的专业与特殊性的融合。在这种情形下，西蒙东在《论技术物件的存在方式》（我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里激活了海德格尔。我把这种思考重新构造成了宇宙-技术式[cosmo-technical]思考，而且我希望在西蒙东的思想中加上一点：这种对融合的寻求也要调解现代与传统，传统与现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然互不相认，这是欧洲现代性之后的情况，更是中国在过去两百年来的严重情况。这也是我们必须从人类纪的历史理性和政治紧迫出发来研究网络化的力量的原因，我们今天正面临人类纪的状况。但直接倒退回一种古代宇宙论将是虚幻的，而我们的任务是重新发明一个全新的网络化模型。这也就是我在这里想提出的认识论以及知识型的两大问题。
正是这个网络化历史让西蒙东思考融合的问题以及自然与技术之间可能的调解。他并不将技术发展视为对自然的强暴，而倾向于去发现技术发展中的诗意[poiesis]。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西蒙东的思考中，网络化始终呈现为一种先天宇宙地理学[cosmo-geographic a priori]的形式，由此出发可以描述一种技术组合（比如铁路网、电讯网络）的技术-地理环境[milieu]。
在评论工业化的技术物质性时，西蒙东提出：“这并非人类对自然的强暴或者对自然元素的胜利，事实上是自然结构本身提供了发展这种网络所需的连接点：比如赫兹‘电缆’的中继站重新连接了山谷之上古代的神圣高地和大海。”当技术发展顺从、采纳了这一网络化的先天宇宙地理学，它就表达出人类与自然共处的诗意。西蒙东所举的电视信号天线的例子最能表明，宇宙地理如何整合技术地理，两者如何兼容。
看看这根电视天线，它是僵直的，但它也指引着方向；我们看到它指向远方，它能接收到遥远的发射器的信号。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个符号，它似乎是某种姿势，近乎是意向性的魔力，一种当代的魔法。在天线的最高点与超频发射器的节点的相遇之中，有一种人类网络和自然地理之间的“共同-自然”。这里有一种诗意的维度，也有一种与意义[signification]、意义的相遇有关的维度。西蒙东，〈对机器学的访谈〉[Entretiensur la méchanologie],《综合评论》杂志[Revue de synthèse, 130:6, no. 1 (2009), 103–32: 111.］
在《论数码物件的存在》中，我批评西蒙东没有进一步阐发网络的问题，因为他对网络化的理解局限在这种先天宇宙地理学中。而在我看来，这种先天宇宙地理学已经被一种新的网络化模式所取代，也就是当代网络技术，尤其是社交网络和通常的网络。这种模式表现出不同的物质性、美学和生态学。在这种新的网络化模式中来看，先天宇宙地理学似乎不再是网络化的唯一原则。我们必须探寻这种新的技术图式中的可能性，为此我们必须与工程师一同工作，因为重点不仅在于美学经验，还在于技术图式。
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西蒙东对先天宇宙地理学的讨论，它对我们思考基础设施，以及想象西蒙东重新把技术整合进文化的目标，都仍旧非常重要。 请让我来详细说明关于转型的问题，因为这是“网络化的力量”的核心主题的核心。要转变它首先意味着理解这些网络化技术所强调的认识论，然后参照另一种认识论和价值来调节它们。为了改变它，我们首先要理解它，所以我们邀请国际专家齐聚一堂，同时我们还需要和工程师、黑客一同工作。我想强调关于转型的问题，因为光是研究转型、批判转型远远不够，我们更需要转变它。这是未来对网络化的研究，以及对更一般的技术研究的重任。这就是我们与斯蒂格勒和哈尔平[Harry Halpin]所做的工作，我非常开心哈尔平今天也在现场。2012年的项目“社会网”[Social Web]中，我们通过质疑脸书的认识论来提出替代方案，脸书的认识论是基于节点与链接来理解社会，我们在1930年代莫里诺[Jacob Moreno]建立的社会计量学中找到了这种理解。
莫里诺是一位奥地利裔美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他相信靠他所发展的技术，也就是把社交关系图绘出来，就能操纵人群，解决不同社会群体间的问题。莫里诺的方法展现出很多积极的面向，比如他解决了学校中的不良行为，帮助纽约的性工作者组成互助组。然而在我们看来，莫里诺的方法是彻底个人主义式的，因为每个参与者都被理解为社会原子，社会则被理解为以社交关系为中介的社会原子的集体。我们提出要将集体而非个体视为基础单元，从而思考一种另类的社交网络。这个灵感来源于西蒙东，他有力地表明个体化过程同时是心理的和集体的。我们引入的新认识论意在让群体而非个体成为参与的基础形式，从而重建社交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脸书采用的认识论并非限于欧美的社交媒体技术，它也处于中国社交媒体的核心，比如在微信、人人网中。
我想再强调转型的另一方面，它更多是关于知识型[episteme]，而非认识论。我这里采用了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型概念。在《词与物》中，福柯引入了一种历史分期，将西方的知识型分为：文艺复兴、古典和现代。福柯后来发现引入知识型这个术语导致了僵局，所以又发展出一个更普遍的概念，也就是部署或装置[dispositif]。从知识型转向部署是走向更加内在的批判的策略，福柯将其运用在更多当代分析中。回看1977年《性史》出版后的一个访谈，福柯提出要将知识型定义为部署的一种形式，“它（知识型]是一种策略性的部署，从所有可能的措辞中，选择在科学性领域中能被接受的，指出那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现在要重构知识型的概念：对我而言，知识型是一种部署，面对现代技术，我们要基于传统形而上学范畴来重新发明一种知识型，从而重新引入一种生活形式，重新激活一种地方性。这也是我在开头就强调决不能忽略宇宙论问题的原因，因为宇宙论是这种知识型的核心，同时它是地方性的，正如中国的宇宙论跟古希腊的不同，跟欧洲十六七世纪成形的现代宇宙论也不同。
在百废待兴的时代，必须重新发明一种知识型，它反过来决定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这一知识型首先表现在美学中。在我的新书《论中国的技术问题》里我已经试图以“器道”这个体系来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也必须在这里，在中国，重新提出知识型的问题，由此找到网络化问题的脉络，从而转变网络化的技术，不仅仅通过科学认识论的方式来转变，而且要通过一种重新发明的知识型：把偶然转变为必然，转变为不可还原的必然性。
我想再重申一下这篇开幕词中要引发的东西，也就是认识论和知识型的问题。 首先，我认定我们必须发掘出网络化概念的历史中的多样性。其次，纯粹的工业化正在统治我们的社会，我们使用其产物而不知其如何运作，它还造成了德勒兹所说的控制社会，为了抵抗这种工业化，为了发现一种新的网络化模型来实现转变，重新挪用[re-appropriation]工业化，我们需要研究网络化的认识论问题，研究知识型并指出其地方性，总之要研究网络化的本体论，而不落入任何一种简化的意识形态中。我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生理学家魁奈，他的网络化思考之后影响了亚当·斯密，而魁奈的灵感来源，实际上是中国的医学和哲学。我们还要留意，这种对网络化的想象也被圣西门采纳，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梦想。
也许此时我们应该用不同的方式阅读历史——不再从欧洲的语境而是从中国的语境进入历史。我相信，对网络化的研究也应该在这个语境下展开，从而超越全球与地方的敌对，寻求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学。我不可能在这个简要的发言里详细讨论这个政治经济学和它可能的实现方式，但在接下来的多年中我们会不断地回到它，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是，在特朗普上台和新法西斯主义四处崛起的世界中，左派无法发展出一个网络化的政治经济学来对抗全球化：如今要么是自由主义，要么是极端保守主义；要么是全球化，要么是地方法西斯主义。我们必须理解当代网络化技术，理解劳动、资本、政治如何基于这些技术而运作，才可能对网络化以及在地化有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