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Jul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社会研究？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社会研究？
黄孙权
你我犹如隔镜视物，所见无非虚幻迷蒙
犹如在镜中的实体与镜像
［……］
孩童之时，所言具为孩童
所感之如是孩童，所思亦复孩童
为成年之后，便将童心摒弃
［……］
网络无限宽广
——押井守，《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1995/2008）
押井守饶富意味的对白，似一幅历史后的画作。当草薙素子的意识跟傀儡师“结合”，新生命－社会形态诞生，唯意志论的机器赛伯朋克［machinery cyberpunk]进化成网络化的全球运算［planetary computing］。此后，草薙素子无处不在，也不在任何一处。草薙素子的“成年”，意味着人类从工业时代的童年（巴黎铁塔）、成年（全球城市），来到了网络社会的童年：一个以堆栈［stack］建筑新形构的云端政权几何学［cloud and the state geometries］。《攻壳机动队》的后人类故事，触击了社会学更新，哲学本体论溃退，及价值意义符码等传统文化研究工具的崩解。我相信当今浮现的迹象并不比押井守1995年的想象更前卫，然而，人文社会科学对技术资讯领域的卑躬屈膝、畏惧无语却更胜以往。
如何面对网络社会的童年是成年工业时代的社会学最大的难题。社会学是工业时代的科学，理论化都市资本主义的痛苦矛盾之尝试。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很清楚地指出资本主义诞生于城市，[1] 社会学与工业化城市带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起出现的。[2] 浮现于19世纪的社会学虽然关注城市，其研究对象仍是人类整体社会，20世纪初由芝加哥社会学派建构的都市社会学，才回到了社会学的诞生之处。芝加哥都市社会学派主宰了将近四十年，直到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方才褪去。在派克［Robert Ezra Park］、伯吉斯［Ernest Watson Burgess］和麦肯齐［Roderick D. McKenzie］（1925）的代表著作里，都市主要的问题在于“融合”，他们提供给都市规划师理性客观的分析原理是“同心圆模式”[3] 。他们并未意识到，最易爆发危机或分崩离析的转化中区域，并非少数族裔与贫困阶级居住的社区，而是以强势价值（都市文明）来融合异数与经济驱逐导致的并发病症。即便如此，这些理论却提供了美国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的社会学想象与国家治理模型。
当1968年的学潮爆发，都市革命挑战了保守学院思潮，其中最有力的批评者当是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受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卡斯特早期的成名作《都市问题》[4] 推翻了以融合作为都市社会变迁核心的观点，因为其无能解决都市更新、都市两极化带来的冲突矛盾。之后，卡斯特不惜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决裂，当后者仍坚持工人运动才是革命的历史主体时，他透过全球多个城市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以《城市与草根》[5] 一书总结了都市社会运动作为都市变迁的核心，是都市意义转变的驱动力，都市就是改变历史主体的空间。与当时的批判地理学家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一起[6]（同时间的还有部分新左与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扛起左翼大旗，将城市理解为革命的基地，福柯对此种理论上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有过清楚的论述。[7] 他们共同指向：如果没有空间解放，一切的解放理论皆不可行。这些批判力量是与正浮现的新自由主义并肩而行的，左翼的空间解放在现实里的对角线便是右翼的空间的解除管制与私有化。
直到2000年前后（包含快速的更新再版）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三部曲[8] 之前，社会学处理的都是实质空间，真实人类居所的斗争冲突之种种。然而，当草薙素子失去机器肉身，也失去了肉身需要的实质空间，社会学的对象何在？2000年网络经济虽然泡沫化，但光纤电缆与无线发射台的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历史上首现的大量网民，是特定阶级也是特定技术文化的传播者。全球化顿时成为强而有力的主流意识型态（想想当时自由派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拥抱全球化的热切[9] ），天使投资人与科技创新份子在泡沫经济后另起炉灶，推出web2.0，将消费者升级为主动的使用者／参与者、内容提供者。当世纪交接之际，大家欢愉歌颂自媒体［we media］时代来临的兴奋，类似1965-1980年代的处境，四处洋溢着不满，但也充满愿景希望。对于“当下”，人们普遍有着一股兴奋感，因为“当下”似乎会带来一个崭新的未来，通往无限可能国度的入口。资本主义很快地自我更新，解决累积缓慢带来的迟滞，像是1960年代的社会解放气氛迎来消费主义一样，谷歌与脸书正悄悄建立自己帝国的第一块砖，通往无限可能国度的入口只能依网络巨擘全权掌控下的网络传输协定［protocol］打开。
卡斯特提出了网络国家、网络劳工等概念来回应社会学的典范转移，正对应同一时期奈格里的从帝国主义到帝国、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变[10] 。知识经济、情感劳动、非物质劳动、网络劳工，无论何以名之，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作为一种意识型态的发明，轻松度过了网络泡沫化后的危机，同时将消费者转变为用户，非典型劳动［precarity］和劳动的优步化［uberworked］[11] 顺利地将左翼之梦变成梦呓，诸众更多成为数位劳工[12] ，成为邱林川教授所言的信息中下阶层[13] ，i奴[14] ，而非奈格里念兹在兹的生命政治再生产的人类学式出走［exile］了。社会学中的国家角色呢？在韦伯眼里，国家是机器［state as machine］，在阿尔都塞眼中，是国家机器［state machine］，福柯则视为治理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governance］，建筑都市理论家布拉顿［Benjamin H. Bratton]则提出堆栈概念来理解当今全球计算与治理，认为机器就是国家[the machine as the state][15]。大数据将会比所有社会科学的统计还有用，甚至比统计本身更有威力，你甚至不需要事先决定调查目的与抽样方式，只要从无限多副的扑克牌中“调出”你需要的那一副就行了。麦克卢汉曾说的“机器是人类感官的延伸”被反转了，现在，人类是机器延伸的感官，每天有上亿的文字影像透过人类的数位设备上传，机器透过人类的相机正在看著世界。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之后，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越发成熟，机器再也不需要人类帮忙按下按钮了。因而，科技嬉皮杂志《连线》的主编才会说大数据终结了社会理论[16] ，卡斯特才会如此感慨地认错了，以前可能真的有都市社会学，现在没有了[17] 。
实质空间与网络空间合一，辨别分身[avatar]与本尊，真理[truth］与真［true］变得无关紧要，但认同/同一性的兑现的现实力量看来不会在社会学与文化研究里很快消失。卡斯特网络社会的二部曲《认同的力量》花了很多篇幅来讨论网络社会的认同／同一［identity］，认为这将是千禧年后最重要也最危险的力量。回顾一下令人敬佩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国族与国族主义》[18] 以及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认同的武装形式（国族国家）以及认同的文化形式（如印刷资本主义）多令人震惊。现在，脸书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同样的剧码，同质性［homology］述行地去区分你我，地缘政治［geopolitical］变成演算几何的政治［politics of computing geometrics］，脸书让特朗普［Donald Trump］胜出[19] ，脸书窃听人们对谈然后发送广告[20] ，诸如此类的战争每天都在发生，却像游戏般令人上瘾。认同仍在网络世界扮演主角，在杜克大学年轻学者全喜卿［Wendy Chun］最新著作[21] 中，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对网络社会－空间的排除机制的锐利分析。
现实的世界则危险很多。如果只看到蒙面少年手持武器的照片，无人可辨识他是1994年墨西哥原住民解放组织萨巴塔［Zaptista］的原住民骑士，抑或2014年的伊斯兰国［ISIS］的少年兵。前后相差的二十年，是从网际网络允诺的礼物到人类社会自我撕裂的过程。1994年的萨巴塔的副总司令马科斯［Marcos］因为北美自由贸易使得墨西哥原住民生产的土地被剥夺，在丛林里写e-mail给各国首领与重要国际团体，指证墨西哥军政府的暴行，并带领族人长征至首都，争取到自治区。马科斯不仅写e-mail，也写童话，童话革命几乎是这奇迹般的网络革命的最美神话。在丛林发出的e-mail中，马科斯说：“不要恨媒体，要做媒体。”[Don’t hate media, be media］，这激励了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里的媒体运动，从运动现场的印刷刊物演化成第一个以开放原始码为基础的、阔延全球120个城市的全球独立媒体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er］。马科斯是网络社会的切·格瓦拉。他曾解释萨巴塔的斗士为何要蒙上脸，是“因为我们一但拿下面罩，世人会觉得我们就是原住民，当我们蒙上脸，我们就是你们。”多么令人振奋的拥抱[inclusion]而非排除的认同力量。二十年后，同样起因于反抗迫害，透过网络召集而成的伊斯兰国，却成了童话革命的反面。当墨西哥原住民的少年妇女在自治区内的学校学习自己的文化，伊斯兰国少年郎在摄影机前拿着枪指着违反教义敌人的头。
现在，我们付费使用自己活劳动的成果，在脸书微博上当无偿劳工。新的媒体－技术架构成形，我们只能如孩童般睁大眼睛，往我们的前历史里找寻资源，欧洲转向旧的，未被充分发展的理论瑰宝，如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 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等人，讨论技术物、后人类、技术哲学等。而美国则在嬉皮精神的延续下，于硅谷内大谈开放资料运动，发挥黑客与泄密者精神。
现实比理论发展得快。与传统社会学工具的危机一样，文化研究理论的工具几乎成了废铁。比较一下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编著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22] 和马修·傅勒［Matthew Fuller］编著的《软件研究／词汇》[23] 的条目，人的主体、价值意义、思想全面更新为软体、演算法。当初为了对抗撒切尔夫人的英国性[Englishness]和没有另类[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英国文化研究，积极与当时主流文化理论斗争，拓展了媒体、性别、次文化的研究视野，经过后现代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折磨，留下的遗产也只能处理彩色副刊而非经济政治版面了。在艰苦的斗争里，也有不少文化研究学者自我更新，开辟新战场，如媒体考古学、软件研究。至于当代媒体／科技艺术的处境就更难堪，用国防军事技术与好莱坞工业技术的剩余物，惨白地自娱娱人。
于是，我们能够为童年做的就是让儿童发挥自己的能力，发问。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的网络社会研究所首先是个发问的工厂、探寻的学校，在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教授与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管怀宾教授的远见与支持下成立。在全球运算的技术与理论发展中，思考南半球的新兴情况[24] ，思考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巨大网络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变革力量，将是云端新联邦主义[cloud-based neo-feudalism]的关键。
资讯科技的市场在中国写下了完全不同的城市贸易发展史，从电商、淘宝村、电子商务中心，到这一两年兴起的微商，彻底改变了西方认识的都市化进程，让我们亲眼目睹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之实质吸纳的终境。根据阿里研究院2016年的统计报告，光是淘宝村的交易量就趋近六万亿人民币，全中国有超过1311个淘宝村，135个淘宝镇，估计直接创造84万个工作机会。淘宝村绝对是罕见的资本主义平民崛起的新历史。
2016年双十一购物节，展示了云端计算、物联网、仓储管理与运输快递间惊人的运算协作能力。据阿里巴巴数据显示，零点交易开始后52秒，全球成交额突破10亿元，去年达到这一交易量时用时72秒；6分58秒，成交额超过100亿元，这与去年用时12分28秒相比，用时几乎快了一倍；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无线端的成交占比一直保持在88%左右。在凌晨一点整时，天猫全球成交额已经突破人民币353亿元。一天，仅仅一天，交易量就估计有1,400亿人民币，约为209亿美元的交易量。我们可以想象交易背后，是流动空间的超级运算；第一笔成交完成签单的货品，是活动开始后的13分钟，我们也可以想象背后的物流与运输系统。订单创建的峰值为每秒钟17.5万笔，支付成功的峰值每秒12万笔，2015年这个数据是8.5万笔。
资本在运动中存活。它一旦停止，就会死亡，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capital is value in motion]，从911后，布什[George Walker Bush]鼓励大家消费，从台湾、韩国在经济衰退时发消费券可见一斑。资本没有道德倾向，它热爱加速主义，拥抱一切可以创造新利基的市场，无论是另类文化还是主流事业，技术使得资本跨越国家管制、人民监督，传统的治理术让位给演算法，甚而我们每一个人按动鼠标，在荧幕上滑动手指，都是为其工作，我们都是无偿的数位劳工，并从我们的集体劳动成果——脸书——中再度奉献出我们其他工资来购买商品。
双十一的消费高潮，不仅带动电商，也带动相对应的运输货运业，使得购买专机，调整电子订单与传输架构成为全球最有效率的运输系统，在海峡两岸承接近七成快递业务的顺丰是最好的例子。像阿里巴巴这些网络巨头将“企业共享经济体”共同形成了数码封建主义。数码封建主义指的是一种风险社会化而利润私有化的平台资本主义，以及工作优步化与低薪现象。
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全面获胜，以及伴随着资本主义成功而来的全球贫富不均加剧，环境问题恶化，国家政治角色模糊，以及替代策略的缺乏，这跟网际网络一开始给予人类的希望，以及基于高能云端计算所呈现的效率与狂欢形成了明显对比。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巴丢[Alain Badiou]发表了语重心长的看法[Reflections on the Recent Election][25] ，我完全赞同他的判断：我们穷苦和不平等不是必要的社会结构，我们不该区分劳动的类型，我们不应该依照种族、性别区分人类，国家的角色也不一定需要了。
我们看到了网络与技术的可能性，应当学会将被污染的词汇换上新装，重新来过。如马克思的提醒：“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分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26] 我相信网络使得commoning（共造）是可能的，而且正因为共造是夺回“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最好的方法。但我们必须连结空间的生产与网际网络的生产，连结地方的生产与流动空间的生产，连结新人（社会运动改造过之人）与新人类（数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这才是真正的契机。简言之，我们需要的网络社会研究，是能够让后人类学习新生命－社会的生活。
2016年的网络社会年会“网络化的力量”正是勾勒我们发问的基础。感谢研究所的同事许煜博士、李世杰研究员的组织协力，助理研究员张骋、姚雨辰、卢睿洋的慎密工作，没有他们，此专题不能成形。限于版面，此次《新美术》的专题乃是年会论文的部分呈现，年会论文介绍与讲者由于研究所网站资料详细，此不累赘。为了打好发问的基础，更邀请了夏铸九教授论文一篇，也收录了卡斯特梳理社会学脉络的经典文献〈二十一世纪的都市社会学〉。2008年金融风暴后，卡斯特带领着一群当时还是博士生的学者研究了美欧的具体情况，编撰《余波》[Aftermath]一书，特别选择巴塞罗纳的案例〈超越危机——另类经济实践的浮现〉，是因为在困顿局势里人们如何技术地与理念地互相合作，是网络社会童年时期最先可以学习之事。金融海啸当然不是新自由主义要垮台的证据（看来还早得很），却引发了欧洲再一次合作运动的热潮，正如1997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以及亚洲新兴的合作运动崛起一样。今天要谈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首先还是要有合作运动才行。我们需要社会运动、合作社，以及更多的平台合作主义的共生。要结束新自由主义，靠的不是反抗，而是创造。要将自己的实践（活劳动）当自变项而非因变项才行。
注释：
[1]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卷一《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北京：三联书店，1987。详见第八章“城市”。
[2]其中，最清楚交代的读本乃为町村敬志、西泽晃彦，《都市的社会学：社会显露表象的时刻》，台北：群学出版社，2012。
[3] Robert E. Park, Ernest W. Burgess, Roderick Duncan McKenzie，The C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1984.
[4] Castells, M. (1979).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5] Castells, M.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 Lefebvre, H. and S. Ravinovitch (1971).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以及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1.
[7] Foucault, M. (1986). “Text/contexts of Other Space.” Diacritics 16(1): 22-17.
[8] 最初的版本为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stells, M.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Malden, MA, Blackwell., Castells, M. (1998). End of millenniu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9] 当时引起全球热潮Thomas L. Friedman两本著作，都是当时各国排行榜首列书籍，翻译成多国语言。Friedman, T. L. (1999).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以及Friedman, T. L. and O. Wyman (2005).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10] Hardt, M. and A.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 Scholz, T. (2017). 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Cambridge, UK ; Malden, MA, Polity Press.
[12] Scholz, T. (2013). Digital Labor :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3] Qiu, J. L. (2009).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4] Qiu, J. L. (2016).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5] Bratton, B. H. (2015).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6] 见 https://www.wired.com/2008/06/pb-theory/
[17] Castells, M. (2003). 二十一世纪的都市社会学. 城市与设计学报, 十三/四. 台北：都市设计学会
[18] Hobsbawm, E.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 https://motherboard.vice.com/en_us/article/mg9vvn/how-our-likes-helped-trump-win
[20]http://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gadgets-and-tech/news/facebook-using-people-s-phones-to-listen-in-on-what-they-re-saying-claims-professor-a7057526.html
[21] Chun, W. H. K. (2016). Updating to Remain the Same: Habitual New Medi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2] Williams, R. (1985).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 Fuller, M. (2008). 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4]如此份联合研究报告（http://theconversation.com/reimagining-the-internet-as-a-mosaic-of-regional-cultures-53690）所示，1000个世界最热门网站（覆盖了全球99%的网络使用）在2009、2011、2013年9月的流量数据，南半球已成为网络文化参与的主力。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非西方的在线文化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25]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2940-alain-badiou-reflections-on-the-recent-election
[26] Marx, K., et al. (2001). Capital: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 London, p 553-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