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园之径——非文本化的“园语”实践

度园之径——非文本化的“园语”实践

度园之径——非文本化的“园语”实践

管怀宾

《度园》是我2012年前后在德国卡塞尔和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的两件公共装置作品。它是直径8米的圆分割成四段孤墙,在户外错落重构,并形成一个内外交融的景观回廊和园的空间,墙体内嵌360°的弦镜与漏窗破解着园内园外的世界,这也是在重构一个圆的系统,它使得时间的轨迹不再线性。人们从中获得空间与时间多径交叉的景观与信息。另外,“度园”实际也是我微信号与工作室的名称,它由此及彼地流动着传达一些信息,也是我与外部联系的端口,它们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界面上共构了我的内外两个世界和心迹之旅。

其实,“度”字本身也与尺度、极限、程度、过程、行为相关,它暗含着省度、凝视、构造、参与、体悟等不同的视角,交叉着时间与空间的游迹。《度园》的命题与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相关,也与我个人之于当代艺术的立场对应。园林的空间美学既在现实之中,又游离在现实之外;它交叉着主客体间有形与无形的思考,也复合着时间与空间的对应建构。《度园之径》也可以说是我之前《过·园之径》、《园思物语》等思考脉络的续篇。

园之为由

有人将东方园林比喻为凝固的诗,是因为它犹如一种以物质营构诸要素来造景造境的诗。它像诗一样有着锤炼的修辞、犀利的语法与深邃的意境,是可以品读与参悟的诗,并借助了诗性的语义关联,从凝固的物理形态中生发出精神的韵律。

关于林,应该说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引起了我对其的关注。首先是有关个人记忆的挖掘。1980年我考入苏州工艺美术学校,当时的校舍就在拙政园的南苑,如今的苏州园林博物馆,西邻忠王府。宿舍在狮子林的侧院,每日往返两个园林之间,教学环境可以说是今天所有学校都难以想象的。文化课是在一面白墙、三边花窗的四面厅上的;我们的画室在旧式的阁楼上,隔窗相望,可以看到远香堂。整个校园里花木、廊景错落有致,四季听香。另一个方面是他乡的回望。1993年我辞去无锡轻工业学院的教职,去日本留学并从事艺术创作。应该说日本园林对我触动很大,他们既有中国古典园林的脉络,又有自身独特的美学。日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回望自己的成长环境与中国文化的脉络。我也开始意识到园林作为东方艺术的一个综合体,无论就空间美学还是当代艺术层面都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元素。再一点就是,回国后我发现,自己在国外十年所建立的家园想象已与现实差异甚大。中国城市化进程所附带的种种割裂,不但改变了我们的视觉景观,也冲淡了我们的记忆,这一切是触目惊心的。为此,产生了第三层面的东西,这也是某种个人乌托邦的建立,有些现实难以重新建构的东西,可以在心中营构。

其实,无论是古人造园还是从事装置艺术,其实现不只是空间形态或物质创造上的实现,而是在自我内心或创作观念上不断自省、追问的过程中的建构,这或许也是今天可以操行的一种方式。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化与个体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时期的遭遇与立场。当然,它不只是一个有关政治的命题,同时涉及到文化传承与理想构建的问题。我们的身份立场、价值认同何为,我们的艺术方式与创造又能何所为,今天看来,这需要在专业层面建构独立的知识系统与文化判断以及立场表述。

虽然当代思想与观念是装置艺术一个潜在的核心内容,但装置艺术更多层面是一个空间的建构关系,是借由造物在空间形态中的演绎,进而传达观念与精神。纵观百年来的新艺术史,西方当代艺术在空间上建构,每个时代不同的流派都有一些旗杆林立的价值建树;当然,这更多的是一种视觉基础上物态与空间的建构。尽管东方园林也是通过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集聚,营构出一种更为综合和包容的空间情境关系,但是东方人对于空间的建构,可能远远不只是视觉的层面。在寻求梳理东方空间美学时,我们发现,实际上东方人的空间概念,包括对物的理解、空间营造的方式,都不同于西方空间构造的线索。无论是物的所指与能指,还是空间的语言逻辑、叙陈的方式都有着自身的意象和表现,所以这一切需要转化到一个新的层面来加以探讨。东方园林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它的时间性,它是一个需要在时间过程中加以体验感受的对象,需要借由不断变换视角、推进深入的时间过程去感受其观念与空间的意义。古典园林的空间布局、水景、假山、树木、亭台都是在交叉的统合中,让你不断获得新的视点和感悟。应该说,当代艺术发展的今天,东方古典园林依然是一个具有启示和可以挖掘的资源,而不是符号层面的挪用或者改版。无论美学哲思还是形式语言都充分显示着的启示性,即从另一个视角去触碰空间与时间中的作品和观念。

2003年前后我在东京写过一篇篇幅较长的论文〈空白的艺术——构筑非视觉空间的意义〉[1],回国后不久我又写了〈园语——传统造园美学介入当代艺术实践〉[2]。之所以关注这些问题,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一直有着双向误读的现象,尤其是套用、盲用的问题。实际上,无论当代艺术还是当代艺术教育,其新的语言系统的建构与运作都涉及到与它相关的社会历史和美学范畴。我们需要来自自身文化机制的支撑,才能判断发生眼前的种种炫目事象,也才能从中建构良性的批评机制。同样当代艺术教育的发生不只是校园内部的筹谋和设计。

“园语”的缘起

后冷战时代以来,世界战略情势与意识形态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一种新的全球化价值影响也在互联网技术的推进下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全球的各个地区与领域。当代艺术作为时代文化的症候,也无不例外受到撼动与辐射。过去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化现实几乎同步遭遇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流行的话语样式的辐射。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世界的艺术格局,在走出自身相对封闭的一段文化历程的同时,也被这股新的思潮与价值系统所牵制。尽管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某种象征,中国当代艺术受到世人广泛的关注。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就文化的总体进程而言,其自身的价值取向与美学依据却在逐渐缺失,一方面学术上尚未建立与实践并行、与自身文化相脉连的具有前瞻性的观念和论述;另一方面,艺术资本市场很快冲淡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机制的建构,文化图式与艺术风格常常被廉价地套用,随意改版和意译工作往往取代当代艺术应有的实验性与原创性,而忽略了艺术本体内部的针对性,以及应有的美学支撑,并且缺乏对个体私域的主体性与终极意义的追问。

当代艺术的社会关联性已经被文本所推托,或者被那些浮夸的学术伪言所迷惑,虽然一部分有关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文本相继推出,但并没有揭示出中国当代艺术的学理文脉。有关本土文化的主体精神与创新意识,似乎只是一种公共话题和虚无的摆设,或者只是作为某种批判“后殖民”文化现象的借词。同样,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尤其是新增学科,面临着基础文脉的梳理与理论共建的问题。

面对价值多元、图像泛滥、时效利益为上的社会现象,我们如何重温传统的生长性,如何通过西方当代艺术既存的话语框架来追溯自身文化的源头,并从中建构出一个与今天相关的艺术系统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当代艺术还是艺术教育的现场,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学术命题和系统建构的必要性。

过去的十多年,我在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和现在的跨媒体艺术学院的教学活动中持续提出“园语”的概念,并致力于东方空间美学介入当代艺术实践的研究。在我看来,有关本土文化资源之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取用在于个人意义上的触悟和表述。一方面,它需要形成社会、文化与艺术领域的共同关切;另一方面,还在于对文化精神与价值系统的追问基础上,个体差异性发现与创造所辐射的启示性问题。

“园语”的提起,无论对那些积淀数千年的审美观念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延伸、拓展;还是对当代艺术的总体建构,包括走出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那种注重“时效”、“策略”的负面阴影,重新面对艺术本体与文化内涵都是极其必要的。首先,它要求我们提示一种有助于本土知识体系清理的思路和与现实相关的文化判断;同时需要在学理层面上从传统文脉以及复杂的当代文化现状中整理出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评判标准,以在本质上参与到当代多元文化的对话与共建。我希望通过“园语”课题的研究,借由具体实践活动重新梳理东方造园美学与诗论中的一些内容,探讨“园语”的本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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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语”作为一项有关当代艺术与教育的现场命题,不但与东方造园的修辞手段相关,同时涵盖了中国传统空间美学和视觉经验的许多方面,充分显示了它与当代社会与多元文化语境中艺术发展的关联性和启示性,这也为当代艺术教育本身注入一种新的血液。我们力图从总体上拓展“园语”的时代境遇与意义,并直接遭遇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种种问题。“园语”旨在对中西方文化与艺术本体的双向资源作必要性的梳理。

“园语”是从中国古典造园美学中转化出来的概念,它与今天的视觉文化和空间创造相关。其中包含着图像文本资源、空间感知资源以及美学心理资源;包含着对中国古典园林的阅读与解构。它体现着感知与创造互为前提的过程,在本质上涉及到价值取向与文化图像的再构问题。在这里,阅读涉及到有关园林问道探微的路径,借由从文本到现场的考论,感知传统空间美学中的审美追求,希望这种对于传统资源的梳理、阅读,能够辐射到更为宽广的文化层面,逐渐成为某种自在自觉的内在需求。至于解构,无疑包含着解与构两个方面。通过某种深入的DNA采样与文化切片的分析重构,消解标本化的移植与浅表的游戏规则,将中国古典造园美学中的活性元素介入到当代艺术语境的建构之中,或者说转化到符合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趋向的总体构架之中。

其实,“园语”也是一个艺术创的物化过程。离开了现实,离开了具体可感的艺术表象,精神与情思将无由寄寓,“园语”也就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局限于技术与方法层面的问题。为此,希望这项工作能触碰到深层的文化现实与问题,并从中引伸出一条与东方艺术精神以及传统思维方式相关的线索,重新凝练、构架出一些观念与语言方式,而非对于造园和文本的表象生成,并嫁植到当代艺术的话语系统,或者虚拟一个新的东方样式、中国经验来取代当代艺术应有的实验性和先端性。

“园语”对于当代艺术的介入实践,涉及到形式语言的营造与修辞层面的应用,强调它在当代艺术领域中丰富的可能性与启示性。其过程体现了从审美概念向空间实体的回归,人们借由这些语义结构、意味各异的空间类比,来感知它们所蕴含的超越形态的魅力;或者说借助形态及非形态的线索,来品读“园语”所包含的无形宇宙,并从中领悟到东方造园美学所蕴含的深层含义。

在深入园林、触碰“园语”时,我们提出一系列有关园林空间探微的关键词:视线回游(时间与空间一体)、移动的透视;借景与泄景;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以情制境;时间的维度、两义性空间;卧游山水与胸中丘壑;面壁与观石;问名亭台;动观流水静观山;移步换影、曲径通幽;空灵、虚融、淡泊与二十四诗品;九曲凌波、径缘池转、廊引人随、掇山理水;花影移墙、峰峦当窗;清流碧潭、千岩万壑;随宜施设、不拘程式;景物宜人、宇宙同一…这一段段非线性的诗意概念与关键词,涉及到园林营构中种种开阔的格局与微观的细节修辞,它有助于我们出入看似已经远离的文化时空;同时也对古典造园美学与营构方式有一个直接的深层认知与反思,并从中获得某种可生长的因素和语言关系。希望从相对抽象的审美概念回到当代艺术文本与空间实践本身,通过对其美学语义、结构、意味、功能的解构,重新营构与今天相关的“园语”结构和表现形态。这是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体,也是将传统造园的语言方式解构到当代文化语境与艺术创作的过程。    

尽管“园语”的展开在一定领域有时借助视觉的基本形态,有时出现符号的因素,但这些都不是最终目的,更主要的是想通过当代艺术教育的现场,对那些日渐模糊或者说处于沉睡状态的认知系统和感知方式,有一个新的认识和拓展。我们希望学生借由这个过程,自觉地建立某种自身的“园语”观,并敏感触碰到那些灵动、有意味的细节,以使得当代艺术的研究与创作走出单一的形式峡谷,而在一个上下的文脉关系中超越视觉文本和审美思辨,衍发出新的时空解读,并提出更具创造性和启示性的视觉表现内容。

我们有可能就造园来想象和解述“园语”,讨论相关的思考题与创作方案;或者借助“园语”对应的造物关系来评述当代艺术事象。主张从现场借助事例来展开有关“园语”的观念意义和技术语言表现的讨论,关注它与当代艺术创作的内在联系。使它成为课题展开的第二现场,一个依然灵动的视点和活性平台,可以随时随处切入语言与媒介,也可以灵动出走或者超越形式本体。我们力图超越文本或者针对那些有待探讨的议题深入追论,其中有对当代艺术实验性的思考,也有出于东方文化的现代性阐释,以及中国空间美学在当代可能性的研究。比方说:(1)导入时间的空间;(2)艺术互动中的内外空间(空间的两义性);(3)连续性的空间构造(东方古典园林);(4)单纯化的空间(极简艺术与当代建筑、后现代建筑的语义性);(5)空间的一体化(调动的五感与知觉空间);(6)空间构成(包豪斯与现代设计、室内设计中机能的构成与形态);(7)物理性空间与非物理性空间(视觉性与非视觉性空间);(8)假设的空间(虚拟空间);(9)当代艺术与设计相区别的空间建构;(10)艺术与空间(脱领域的空间形态);(11)空间的素材与媒体;(12)脱装置的借口;(13)艺术作品与场所境界的关系性;(14)动作的空间延伸;(15)哲人的清游——景与游;(16)美学流失的空间困惑;(17)视觉回游(移动的透视);(18)物质与空间;(19)消失的空间(非作品形态阅读的可能性);(20)材质的隐喻;(21)文化选择的差异性;(22)跨领域的思考与实践;(23)“解构”与传统的再现;(24)老子《道德经》的空间与庄子《逍遥游》的时间;等等。

无论前述关键词的推荐,还是这些思考题的提示,我们都强调对于空间概念和语言方式的多重注释与新的视觉营造;强调与今天相关的个体观看之道。穿越园林空间与时间中有形或无形的线索,借由现场形成问题并探寻可能,以唤起师生共同感知园林的全息视角,以深化拓展“园语”的语义能量,同时准确地诉诸于表达系统。在这里,学生主体意识的确立以及积极追问的姿态对教学现场而言,无疑是重要的。我们希望把造园文化中的那些视、知觉概念引入到当代文化现实,并还原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之中。我们强调解构后的再创造;强调个性与实验性的发挥,以及创作者与观众的互动关系;关注从形式表象向语言系统生成的逻辑关系,从作品界面向文化语境的过渡,以使得这项工作的观念与技术、发现与创造得到同步建构。

作为实践的命题

“园语”作为一个实践命题,这其实是一个在更加宽泛领域中的思维设定,它既具有包容的特性,又不失其在当代艺术广阔视野中的针对性。它是一个与“本土资源”相关的认知体系和创造方式还原现实的研究,也是一种跨媒介、跨领域的实践。有关“园语”的展开,实际上是希望它在当代艺术、跨媒体艺术、实验艺术教学模块中获得切实的介入和链接。它涉及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东方推演所带来的问题,也涉及到当代艺术领域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园语”并非一个单纯的理论与文本周旋,希望借由自身实践中的理论积淀和深化,拓展新的视觉艺术的认知系统和感知方式,强调一种与实践行为互通共融的理论构架。作为一个从不同角度参与当代艺术创作活动的实践者和中国当代艺术教学的参与者,过去的二十年,我的创作实践主要围绕在装置艺术和空间多媒体领域,就作品的观念与形态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东方诗性语言包括传统绘画和造园空间美学的影响。我一直关注东方的空间美学与空间营造方式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可能性问题,有意将一些概念和元素介入到装置艺术创作之中,当然我希望指涉的是包括视觉与空间建构问题的文化现实。我在《漂流的星》、《观石》、《面壁》、《诗化的空间》、《逍遥游》、《面海朝天》、《诗人的回廊》、《叩印兰亭》、《迷城》、《穿越时间的旅行》、《夜园》、《破晓》、《浮园》等作品以及“过园”、“度园”、“无人界”、“蚀光”这几次个展中,都不同程度地导入了我对中国古典造园美学的解构。它们交叉着主客体间有形与无形的精神思考;也复合着空间与时间的对应建构以及作者与观众互动的心理轨迹。尤其是那几个借园命题的个展,其作品的媒介交叉、形态的互动并置,试图通过视觉与知觉层面的交叉路径共同营构一个“园”的气场氛围。既不是传统园林概念上空间分割的简单设置,也非物理表象的置换图说;作品之于观众也不是外在客体关照。在这里,作品形成某种小径交叉式的交互,它使心理上的会通与空间物质的形态呈现力量上的分担。

我关切的是:对现实与传统庞大资源的梳理,应当在一个更开阔的文化层面和跨领域的艺术创作中得以展开。一方面,重要的是重构“园语”的立身意义和针对性,探讨西方当代艺术既存的概念与方式之外的某种意义再建,并强调语言上的清滤和凝练,直接针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现实的问题。也就是从现时点出发,从关系哲学与空间美学相对抽象的文本议题重返对当代文化与日常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这项工作要输出到个体意识的确立与个体语言方式的形成,否则所谓的创造、建构依然是某种群体意识的惯性表达和权力政治的显现,或者停留在形而上思辨概念的周旋之中,依旧借用西方的价值系统来评判发生在中国的艺术事象。

在我们将“园语”介入当代艺术现场,寻求建立符合当代东方思维的当代艺术方式,无疑拓展了当代艺术的语境范畴和当代空间艺术,包括装置艺术的含义。东方古典造园美学中的诸多概念以及时间、空间意识的导入,使得包括装置在内的当代空间艺术的意义不只是停留在视觉领域。它在纵向上体现了传统东方造园美学的一些活性概念与美学经验开始向当代文化现实的转型。在横向上,我们希望形成一个与自身文脉相关的理论系统,并提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和视觉经验,以缓解并脱离当代西方艺术理论的附庸与牵制。

当然,由于东方空间美学与视觉形态是一个非常庞大而成熟的体系,我们或许不需要过于依循文本的梳理与界定。东方人强调智慧的实践性,而非客体化地面对外部世界,天性具备那么一种感知事物的方式和述诉情感的途径,这或许是今天可以挖掘的文化资源。所以,有关它的阅读与解构并非只是对一种艺术现象的解构。无论借物、造物还是造景、造境都不应该仅仅是空间形式上的探讨,它与东方人的时空观相关。它的终极关怀应当是人,是一种关乎人情绪的东西。景象与情境的营造不是创造视觉奇观,重要的是境界创造所带来的想象力与感受力。与最终归纳一个结论相比,“园语”更注重它在当代艺术更宽领域中的启示性和演释过程,重要的是透过空间美学界面的分解与重构,建立一种有判断力、有跨度的复合型思维。这一新的话语系统的建造,需要我们不只是流于形式与经验的表层,而是体现它在本质意义上的自觉以及视觉经验和评判准则的建构;重要的是,提示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超越既成的文本准则和审美经验,重新解构的文化创造。拓展传统美学观念在当代语境下的再生意义,以使那些重要的修辞元素生成新的视觉文化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脉络清晰的、积极的判断机制;而不再作为当代西方视觉文化框架上的某种东方标签和文化符号。

2018年6月于杭州度园

[1] 管怀宾撰,〈空白的艺术——构筑非视觉空间的意义〉东京艺术大学大学院博士论文,2014年。

[2] 管怀宾撰,〈园思物语—东方空间美学介入当代艺术实践〉,《诗书画》杂志社,总第二十期,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