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Jul 开放的科幻——开放媒体创作方法论
开放的科幻——开放媒体创作方法论
姚大钧
科幻不仅是未来想象，更不是由科技主导；它是对空间维度点线面肉身现实的基本质疑，是对时间维度过现未结构的高度敏感自觉。
科幻也不是小说文本、改编电影而已。它是对于人与非人的生命及意识、人类集体出路的怀疑、畅想。它是漫无目的的哲学思考，更是最纯粹的观念艺术。
我们到今天还需要再提出来强调的不是科学或技术，而是科幻。科学／科技早已是既定现实，它比任何意识形态都更深层更牢固地锁紧并控制着我们，正因它被误认为不可怀疑、不是意识形态。而真正走在最尖端的科学家，与佛学家（他们世上最先进伟大的科幻作家）一样明白，科学也仅只是一种信仰系统。在这众人尚不问究竟就已无条件信仰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城市、社交媒体、人脸识别、大数据，及一切技术的“科技决定论”时代，感谢天地，我们还有科幻。
因为，科幻是一个微妙且重要的逃逸机制，也是批判机制。然而科幻不只是追求他者或通往另一个时空的过道；科幻自身即是他者，是另外的可能[alternative]，即是科学乐观主义的解方。
科幻也可以看作是福柯所谓的“异托邦”[heterotopia]，因为它是科学与奇幻、虚拟与现实、本尊与镜像同时存在的场域；它也是乌托邦与歹托邦的结体。因此，若宏观地，以完全开放的视角来看其本质，科幻是人本主义的科学实验，同时也是技术含量高的文化研究。它是一个充满了强大的智慧、想象力和多样实践可能性的重要次元。
Open Media Lab：开放媒体作为实验室
2010年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高士明召集我们创建这个没人做过，甚至没人提出过的“开放媒体”[Open Media]教学方向；当时所处的是一个人们尚未完全察觉到的巨大变革中感觉似乎很彷徨的一刻，面对的是一个未知，但我们的方向一直很清楚。
从最早的“开放媒体工作室”到随后的“开放媒体系”，我们单位的英文名字却一直维持不变地用“Open Media Lab”，因为我们视我们的教学与创作为持续不断的实验，我们是一个勇于面向未知实验室。我们每年每学期不停地探索不同的议题，开设不同的课程，实验不同的媒介和平台：从书法到社会传播；从社会监控到人工智能；从开心网、微博、Talkbox、微信到淘宝店；从 audio-visual 影像声音到 AR 增强现实、VR 虚拟现实；从多媒体剧场到科幻说唱。Open Media Lab 不只是个实验室，也是一个创作集体；每次的实验成果都以完整的主题方式呈现：从奥地利电子艺术中心[Ars Eletronica Center]的“未来书写特展”，到纽约的“转速：中国声音大展”，到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科幻城中村”展等等。
Open Media Lab 坚持的方向是文化的未来投射；坚持的方法是回到原教旨主义式的“跨媒体艺术”[intermedia art]，即不仅培养艺术家能在不同的媒介之间转换，做一个“新文艺复兴人”，还要能在现有媒介之间、之外创造出新的媒介，比如我们开发的“科幻 VR”、“超文本 VR”、“科幻说唱”等。作为一个目标明确的创作集体，我们们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突破，向未来推进。
开放的科幻
科幻在今天已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生活、娱乐、成长的一部分。而在Open Media Lab我们不仅认真地把科幻视作为一个可能的创作方向，更视之为一种创作方法论。科幻不再是作家和好莱坞的专利，它是年轻艺术家的创想跳板；科幻也可以完美地将我们所学的各种媒介平台串连起来，形成全方位、全息式的创作与思维模式。
在开放媒体系以及视觉中国创意媒体研究生方向，我近年的整体教学方向包含以下几项重点：
一、未来学
以文化艺术（而非技术）为本的未来学思考是开放媒体系近年工作最主要的大方向。加拿大学者里尔·米勒[Riel Miller]认为：“未来并不存在于当下，但对未来的预期是存在于当下的。或说，未来是以预期的形式存在于当下的。”自意大利未来主义派以来的一百多年内，“未来”一直是前卫艺术、当下艺术逃不开的议题之一。而跨媒体艺术学院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的实验特区，更让我们有专注地思考与实践未来艺术的责任；更何况我们当前所处的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就彻底是未来导向的。
因此，我们教学中特别重要的核心训练就是“未来素养”，也就是如何思考未来、想象未来、创造未来的基本能力培养。而这“未来素养”，以及作为其具体实践方式之一的“科幻”，就是贯穿了我在本系开设的各种课程的核心主线，包括“科幻创作”、“社会媒体艺术”、“VR 虚拟现实艺术”、“程序艺术”、“未来书写”、“影像声音实时现场”、“声音艺术”、“电子音乐”等。
同时贯穿我们的研究工作的是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矢量脉络，这又以当下的泛技术生活为核心起点。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深入分析批判讨论各民族的未来主义模式，包括所谓的“中华未来主义”（比如分析陆明龙[Lawrence Lek]模式的漏洞和缺失），同时参考非洲未来主义、印度未来主义等各种现有的民族未来主义的推理模式及操作方法。目的是让学生的思考与视域保持在宏观的历史框架中。
二、未来视觉
在艺术学院中谈未来学，具体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未来视觉。这也是开放媒体系以及我在“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负责的“创意媒体”研究生方向的重要教学研发任务。
就科幻中的未来视觉而言，既有的框架无论是内容或风格，数十年来一直是由美国与日本两大美学想象系统垄断。中国艺术家目前尚无意识去主动地参与这全球的创作进程，多半只是照着美日既定路线进行复制与再生产，而毫不自觉。我认为“未来视觉”在这方向的教学重点应放在启蒙文化自信，激发民族自觉，增强文化敏感度。若不进入国际语境中认清全球与本土的差异，没想清楚文化的自我定位，中国的未来视觉创作没法起步。
三、后东方主义
中国美术学院自创建起一贯主张“中西融合”，近年并高度强调以“东方学”为核心的美学定向。然而具体何为“东方”、“东方”是否存在等等皆是我们当下迫切需要面对并厘清的概念。因为，只要提出“东方”就等于默认了西方的存在为主体，并同时接受了西方所定义的“东方”，这即是我们在美术学院中不可规避的西方人扭曲的视角问题，以意识形态霸权导致的视觉霸权结构。
因此，中国人谈科幻创作，或是谈到中国科幻，第一必须要解决的是“东方主义”问题。经过八九十年代学术思想和研究的洗礼，欧美学术界和知识分子都已公认“东方主义”意识型态为高度的政治不正确。而带着“东方主义”高度扭曲的视角是却是绝大部分西方科幻小说的共同点。原因在于：科幻在本质上追求的目标是时间、空间、文化上的极端异化，即“他者”。对于西方的作者及观者而言，此“他者”恰恰是“东方”。然而他们眼中这“东方”同时兼具正反两面特质：对东方的过度正面幻想，包括盲目迷信甚至崇拜亚洲为未来科技领导者及先知的“科技东方主义”[Techno-Orientalism]，以及与之对立的“歹托邦”式的对亚洲社会的描绘，如对香港的下层社会“九龙城寨”及东京的地下黑帮的异国情调幻想。此二者的结合造成了西方科幻主流在意识型态以及视觉风格上的基本定性，也就是主导过去三十年主流科幻的“赛博朋克”[cyberpunk] 风格的主要精神面貌之一。
这种对东方的异国情调式的癖恋思维／想象模式明白地体现在从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到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到好莱坞的作品中几无例外。但我们今天在中国创作科幻，不能一开始就主动移植继承这几乎已成默认价值观、美学观的赛博朋克。问题就在于：当科幻创作者，无论是概念叙事或视觉的创想者，本身是亚洲人／东方人时，这个“他者”显然不能再是“东方”，否则将造成“他者的反馈”，即自我他者化的无限恶性循环轮回与终极的逻辑崩溃。
所以，我们如何能跳脱科幻中的“东方主义”，如何建立“后东方主义”的文化知识及敏感度？如何逃出“赛博朋克”的想象及视觉霸权垄断？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从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读起，一直讨论到朱耀伟的《后东方主义》，再讲解如何分析外国大量的东方主义图像实例，认识东西方互视中的刻板印象与扭曲歧视，破解西方视觉思维霸权运作手法，此一训练尤其要能落实到能清晰辨别图像学中各类的描绘东方的刻板公式与符号元素中去。
然而，中国人的科幻“他者”究竟为何？如何建构我们的科幻时空？是不相干的玛雅文明、西方某种思想体系，抑或是与当今中国已严重脱节的古代中国文化？这可能需要经几代人才能认清，但我们必须当下就开始动脑，并且着手行动。
英国科幻剧《黑镜》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在于它将科幻想象抽离出弥漫东方主义的暗黑赛博朋克，一股拉到最尖锐的当下科技社会。这是一个虚实一体、当下未来共时存在的异托邦。Open Media Lab在2019年的跨媒体艺节中推出的单元《黑镜第八季》就进行了一个“双层”的近未来想象：三年后中国语境中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剧情？是否将浮现某种中华未来主义，提出一种中国未来想象独有的深层文化谱系和视域框架？这是我们“后东方主义”认知前提下的一次重要实验。
四、中国赛博格
2010年成立Open Media Lab时我开发的第一门课程是“社会媒体艺术现场”。我和首届学生从讨论定义，论证是否该坚持“社会媒体”亦或从俗沿用“社交媒体”的译名出发。当时国内绝大多数人没有微博，微信更尚未被山寨出来，但我们的作品已经在深刻地讨论虚拟主体及其复制分身（现场人格分裂地维护12个分身帐号），线上／线下O2O虚实转换的微社会运动，社会参与协同创作，中国古代社交媒体运作机制等后设性议题。我们关注的一直不是如何用一种媒介去创作，而是该“媒介”本身，它的界限、潜能、运作机制，甚至如何开创出全新的媒介（即跨媒体艺术 intermedia art 本义）。这就是我们的快感来源；这九年来我们玩的一直是这个。我们面对未知，走出未来。
今天我们知道跨媒体艺术学院创建之时所置身其中的那场革命踏入的是后网络时代的社交媒体（当时我们称之为“社会媒体”），以及科技全面入侵日常生活之后的这个我称之为“中国赛博格”的时代。赛博格是指人机一体（缩词 cyborg 的原文是 cybernetic organism，即制动生物系统）。但我认为，不同于我们可以轻易形象化的美国赛博格或日本赛博格的是，中国赛博格并不是一个貌似机器人的简单人物造型个体；中国赛博格是无形无体的，因为它是以当下人手一个的社交媒体软件终端所联结起的背后的庞大的人伦系统。
换句话说，当欧美日的赛博格指的还是 cyborg 一词的简单化了的“类机器的人形体”时，“中国赛博格”已经越过人机一体阶段而演化到这个词的更纯粹的本义——“制动生物系统”了。为何要特别提出中国赛博格？难道广义的赛博格不也适用于西方情境？首先，在其他国家，赛博格是未来，但在中国，赛博格已是既有现实。在这方面中国走得更快更前面，与其特殊政治社会环境有关：就信息层面而言，它是个独立于国际社群之外的生态系统，以特殊的人际伦理为核心；它的独特的数码政治，形成自主的数据社会，与外界成半封闭的关系状态。如此的的政治经济人文系统，更接近cybernetic organism制动生物系统之抽象本意。
基于此一认知，我们在课程中开始思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宇宙论、中华未来主义，当下中国数据社会等一系列重要而又被忽视的课题。学生们同时正视古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当下技术理论，研读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文明史》中所讨论的具体技术方法，挖掘明代《三才图会》等类书及刻板线装书中的中国古代技术图像。为了厘清古代中国宇宙观的演变，我们也正在构建网络线上版的“中国宇宙论时间线”资料库。在这科幻课程中，学生们重新再认识、再发掘、再学习自己的文化，因为传统绝不是自动继承的。
五、团队创作
开放媒体系的教学中注重个人创想力与技术的双线培养，尤其注重反省并找出自我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同时采用团队分组的创作方法；尤其在影像声音演出、大型 VR 作品等的创作中，由于工作量庞大，组团创作更是必要。我们的团队创作模式灵感来自音乐圈组建乐队的传统。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除了细部分工可提高效率和作品档次、培养合作精神与沟通能力以外，乐队分组的概念更可以聚集志同道合的创作者集体塑造某种崭新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方向，而团队之间又具有相互竞争较量但同时互助、互补的功能。多个小团队又组合成了Open Media Lab这个大团队。在校期间团队组合所形成的协作默契和友情甚至可以沿续移植到毕业后的艺术创作以及组建公司等未来事业发展上。
再者，Open Media Lab本身也是一个大型创作集体。开放媒体系的许多大型展览、装置、演出、剧场是靠集体的力量合作完成；而这个集体不只包括了三、四年级的本科生，也包含我自己不同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同时更集合了“virREAL 艺术科技实验中心”的创作能量与尖端技术。virREAL 实验中心专注于更尖端的艺术技术研发，比如人工智能、混合现实、动作捕捉、身体感知与心灵、仪式声音、未来书写、脑电波分析与感知心理等。
如此一个总共约七十人的大团队中，各年级的同学常跨级合作，相互提供技术及人力支援，几位高年级研究生也能协助部分教学工作。再者，我们这个大团队凝聚了具有多样才华的各种人才，从舞蹈、说唱，到游戏开发、作曲；我们团队可以独自完成大型艺术项目的研发、创作、制作、展演。基于这九年来持续地面向未来推进，Open Media Lab已塑造出旗帜鲜明的研究方向、艺术性格与系列作品。在实质上，Open Media Lab也可以说是一个规模并不小的未来学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