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May 创作集体或悖论体？
创作集体或悖论体？
Creative Collective or the People of Paradox?
陈界仁（Chen Chieh-jen）
各位尊敬的老师与同学们，大家好。
虽然我常与劳工、失业者、社会边缘群体、社会运动者等合作，但我深知，无论是我自己或外在的客观条件，都还存在诸多局限，所以我只称这种合作方式为某种“临时性社群”。
同时，作为一个从未在学校内真正教过学的艺术家，在收到晓林寄来的“以创作集体为方法——2019·感受力论坛”的邀请函时，尤其在拜读完邀请函的文字后，一时深感困惑，尤其对此次讨论的主题“以创作集体为方法”，实在有点不明其真意，分不清要讨论的是“集体创作”，还是“欲创作／创造新形式的‘集体’”。前者容易理解，后者则几乎是天问式的大哉问。
询问晓林后，才了解要讨论的是“创作‘集体’”，对此，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是无能给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同时这也让我产生更多的困惑。在提出这些困惑前，请容我再次强调——因我从未参与学校的教学，自然不可能知道每位老师的教学理念与实际的实践方法，所以以下的问题，纯为我对自己的“自问”，希望在这些“自问”中，能有少部分会触发后续的讨论，至于应有不少的“多余之问”，就请诸位老师与同学们直接搁置，不用理会。
我的“自问”如下：
无论——集体、共同体、共同意识所形成的规范、与共同意识同时生成的排除构造、排除构造下被排除的“异己”，以及允许“异己”存在的共同体与不允许“异己”存在的共同体的差别、强共同体对弱共同体的吞噬、强共同体与另一个强共同体之间的倾轧与斗争、被排除的“异己”的联合与对共同体的反扑……以上，大约是人类社会从农牧时代、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基本社会运动形式，差别只在于随着技术的发明与发展，而使运动的操作技术与外显形式有所不同，但其内核恐怕是如此循环，反复发生，且暂无止息。
我的意思是：从以血缘为联结的宗族、部落，再发展到城邦与国族……人类社会为了生存，从来就是以集体的形式存在，也一直以各种理由形成、创造新的共同体。即使是所谓“孤绝的个体”，大多是指个体在精神上的“孤绝状态”，而非物理上的孤绝。这种精神上的“孤绝”，也大多关于（但不限于）两个基本原因。一种是因个体不具有高生产力或在生产工具改变后，无法适应新生产工具与生产模式，成为被淘汰的“无用之人”的孤绝者。另一种是不完全认同当前社会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社会运作模式，以及共同体的共识逻辑，而成为持有异议的异议者，并因此被共同体排除的孤绝异议者。
同样的问题，回到当前全球艺术机制的范畴内讨论亦然。
直白地说，所有非西方区域的当代艺术生产，其欲望几乎皆以趋近西方无论左、右派的逻辑为“中心”，至今未曾真正改变（即使是所谓的“地方性叙事”，若仔细检阅，可发现其中或多或少都隐含、内存一个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域在审视自身的吊诡现象）。
换句话说，此刻，当我们说“跨媒体”时，这里所指的“跨”，究竟是只指“跨媒体”，还是包含“跨向新社会形式的实验”？如果是后者，那么：
·我们所欲实验的“新社会形式”的想象为何？
·有多少种目前可实验与实践的“新社会形式”？
·其中包不包含与“异议者的联合”？
·如果包含，那么不同异议者之间，如何“合”？或如何在“非合”的状态下形成“另类集体”？
以上问题，当然也是大哉问，同时也必然会因人、因事、因时、因地的不同，而不可能有一套统一的运作方式。但如果我们找不到相对好的方法，那如何“创作集体”，而不会滑向以高效为标准的分工逻辑？——也就是回到传统的“集体创作”的套路中。
在我的认识与想象中，要能开展“非合之合”的“另类集体”实验，至少要先面对集体的核心危机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还是再回到当前全球艺术机制的范畴内讨论，免得因问题过大而失焦。简言之，如果各地艺术领域中的异议者，不面对我们欲望构造中深埋的西方“中心”主义，那么无论怎么“跨”，都只能在被“中心”划定的范围内，做所谓的“跨媒体”艺术，但如此之“跨”，等于未“跨”——为了扼要说明我的想法，还请谅解我上述过于简化、直白，更不够准确的表述。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西方，更不是主张民族主义、亚洲主义、第三世界论式的联合，在全球化、后网络时代后，这类联合不但已被证明无效，更容易陷入无愿景式的防卫性姿态。至于“中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中心”内部的“边缘”或“边缘”内部的“中心”，以及“多中心”“去中心”是否是其他可能性等诸多问题，就留给大家讨论，不在此展开。
我的意思是：只有全面开展多种“另类全球化”的想象与实验（虽然这是一个毫不新鲜的词汇），唯有如此，西方才不再只是西方，各国也不再只是各国，寰宇四方才可能皆为“非域之域”——一个能让各种异议自由进出与共存之所。如此，感受力才可能因各种异议的存在，而被真正地打开，山水才可能成为“集体”皆可游的山水，VR才可能成为包含“多重视域”的“集体”全视域，剧场才可能不只是剧场，而是多种社会生活与社会空间的“集体”实验场。
当前全球的现实政经结构，固然会阻隔这一切的开展，但我们“生产艺术”的意义，不就是为了“跨”越这一切阻隔？而“跨媒体”不正是为了跨越真正的阻隔，才必须去实验那些媒体，可帮助我们去跨越现实中的某个具体障碍？
看见阻隔，才能看见那些媒体的集合，是可作为消解阻隔的工具。
看见阻隔，才能让各种异议者，可以形成“非合之合”的“集体”——无论这个“集体”是短暂的聚集，或是会持续深化合作的“集体”，但只有先看见阻隔，“非合之合”的“集体”才可能发生。
我的“自问”，大致如上，未能与诸位共同进行更细致的讨论，还望见谅！
祝会议顺利推进。
本文原刊登于《画刊》杂志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