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Sep 武小川：作为塑造的艺术
2019年12月7日至8日，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主办的“2019感受力论坛：以创作集体为方法”圆满举行。论坛邀请了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台北艺术大学、鲁迅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上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国内的艺术教育界同仁，以及活跃在博物馆、画廊等艺术机构的艺术家、策展人和馆长，聚焦于感受力的蒙养与创造力的激发，共同分享实践与研究所得，探讨如何以艺术做教育，以教育做艺术，如何组成创作集体等多方面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此次论坛的部分主题讲演已在《艺术当代》杂志2020年7月刊以系列专题文章形式刊出，敬请关注。
作为塑造的艺术
文 / 武小川
艺术，作为“无用之用”，是精神化的产物，因此，艺术能否去“塑造”什么，是一个充满疑惑的问题，谁能“塑造”？是艺术，还是人？谁是主体？谁是对象？其实都是可探讨的。博伊斯“社会雕塑”的意含，就包括了“用艺术‘来’雕塑（塑造）社会”的意味，这一点，又根本性地区别于杜尚重新定义的艺术概念，和格林伯格对艺术语言本体论的强调，也有着不同的诉求，“社会雕塑”，是将艺术置于某种社会情境的实践之中，而不再是艺术形式风格语言的演进，艺术在这里，是有一种塑造的能力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曾提出：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人类按照某种观念来塑造未来社会，教育也在为“未来”的样子，塑造建构未来或适应未来的“新人”。但同时，文章也提醒，有些社会正在开始拒绝制度化教育所产生的成果，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其实言下之意，可能是体制化教育产生的是既有社会的维护者，而不是未来社会的建构者，这种对未来、对新的指向，十分强烈。
中国各美术学院，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发展，都主动或被动对应这种变化，回应这类在艺术本体层面上发生的变化，并在艺术教育知识模型上进行调整。
在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在面对艺术教育的挑战与改革时，环球同此凉热。事实上，作为中国艺术院校的教师们，已经“塑造”出一批被称之为“实验艺术”“跨媒体艺术”“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等专业名录的“艺术领域”。如果以波普尔“世界3”的理论（人类用知识与观念建立起的人造世界，包括科学知识、信仰宗教、文化、技术工具等）来理解，我们在中国艺术教育中，以独特“观念”加上“身体力行”，已经创造出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准确来说，是一种领域和类型，甚或可能还要“塑造”出一类不同于美术学科、设计学科的“新艺术”。
一 塑造新的学科专业：控制与特设
2014年教育部批核设立了“实验艺术130407TK”专业（2018年去掉了“K”），2018年批核设立了“跨媒体艺术130408TK”，2017年在设计学中设立了“新媒体艺术130511T”等等。新专业代表着新的艺术样态已经浮现出来。“K”指控制，“T”指特设，“TK”代表了门槛，代表限度发展，这和改革的实验有关。控制特设，是新学科新专业设立的尝试性的探索，一方面是对独立专业内容的肯定，同时，也希望能在广泛的教育实践中得到有效的验证，因为这一类的艺术，指向某种艺术本体上、主体上的变化，牵涉艺术教育知识模型上的变化，还有培养的人的变化，都是成为某种艺术的根本性的不同。
一个“平行的艺术”形态出现了，尤其是从学科领域来观察，这种区别可能是明显的。2011年，艺术成为新的学科门类（编号13），下设美术学、设计学等五个一级学科，在美术学中包括绘画、雕塑、摄影、中国画、书法等十个专业（截至2020年），这些专业以造型为基础，以审美指向、技能训练为核心，代表着从传统延绵至今的造型艺术。而之后新设立的实验艺术、跨媒体艺术，以及在设计学一级学科中下设的公共艺术、艺术与科技、数字媒体艺术、新媒体艺术等新专业类型，分布在不同的学科区域中，但其内在的知识逻辑、教学方式、作品形态、社会指向，具有很大的近似性，其实已经形成某种艺术当代化的新学科样式。
学科概念，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是有特殊的所指和能指关系，是指不同的门类中所包含的不同学术领域的学问，它具有内在的共同的学理逻辑以及技与术的范畴，对应着一定的职业与社会行业。一个学科应包含一定数量的专业。
从学科布局和专业系统来说，学术力量（权利）空间是非常重要的生存之道，跨专业、跨学科、跨领域的前提，是不能停留在单一专业的范畴之中，在艺术学科中近十年来设定的新专业，根据某些共识性的知识系统，已经可能建立一个新的艺术一级学科，包括“摄影130404”“实验艺术130407T”“跨媒体艺术130408TK”“公共艺术130506”“数字媒体艺术130508”“艺术与科技130509T”“新媒体艺术130511T”“戏剧影视美术设计130307”“影视摄影与制作130311T”“影视技术130312T”。
这十个专业，大多是以影像（动态与静态）、物质化材料、形态构成等为基础语言，以实验为艺术精神，以跨媒体为创作方法，以文化研究为理论依据，注重对创造力、思维活力、艺术史、艺术批评等方面素质能力的综合，以“有价值的主题思想作为表达的前提，寻求恰如其分的艺术法式，最终完成艺术作品推向社会与公众的物质化呈现”（吕胜中），它们内在已经串接成一个“新艺术”领域，具有成为一级学科的可能，并与美术（可能未来更多的和传统绘画、美术学相关的造型艺术板块）和设计学（更多与社会实用服务行业相关）的学科，在知识底层、实践逻辑、形态样式、社会指向等等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
而关键是底层的知识逻辑是不是一样或接近呢？
二 艺术教育的塑造：知识认知底层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艺术是由“知识模型”决定的，语言决定了知识，语言的结构，根本地影响着艺术的样态，虽然这种知识模型，越晚进越会成为学院派的一种机制传承物。因此，对学院的知识模型，尤其是用什么方法模型来塑造艺术决定方向，是根本性的。当代艺术领域的教育，所使用的知识模式，或者说教学方法，是比较接近的，这一点它有别于美术学院的造型传统，与那种以对经典审美为对象，分为不同的环节知识而进行的技能磨炼，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可以作为我们的知识认知底层。
传统美术学院的方式，源于18世纪后巴黎美术学院建立起的古典美术范式，古典美术的核心是“才华、技能、模仿”，其知识化过程，是以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对对象的描摹写生为目标，反复训练眼手之间的配合，尤其是反复练习手臂、手掌、指尖细小肌肉之间的精准控制，使其达到一种高度精准的工艺化把握，同时期待有才华的人超越技能训练的限制达到某种超越与自由。古典美术课程方式的模型基本上是范本 +临摹 → 写生 + 技能训练 → 构思 + 创作。
20世纪中国建立的现代意义的美术学院，其基本模式就源于此，以“古典美术学院模式+延安鲁艺模式”为本，前者是样式选择，后者是指导思想，美术之目标是为人民服务并为建立民族国家而努力，意识形态宣扬上是中国现代美术及其教育的价值导向。
现代艺术的教育，源于20世纪初的德国包豪斯，围绕建筑为中心工业化设计开创的现代艺术教育，其核心是创造、媒介和发明，课程进阶模型是：预科 / 基础教学（在基础作坊的材料研究）+进阶课程（空间、色彩和构图，结构和表现、材料及工具，自然研究，材料等）+实验室（金属、纺织、色彩、玻璃、陶、石、木等）/工作室（建筑：建筑场所、实验场所、设计，建筑和工程：知识等）。
当代的艺术教育，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黑山学院的实验中被充分释放出来，其开创的当代艺术的实践教学，在意的是“态度、实践、解构”，其课程方式参考以下的模型：理论+艺术谱系→构思+方案+材料媒介语言 →方法论→讨论+深入→实践+制作→ 现场+调整。
当代的方式和现代主义的教学，也有不同，但差距已没有如此之大。这种方式，受到观念艺术创作方法的很大启发，当然也受到文化研究和理论方法的支撑。我们的谱系表，就是作为实践者的背后的现代文脉系统，以此来发展主体的能动。
2019年11月，东京艺术大学的保科丰巳在上海美术学院的《以环境问题为主题的作品创作》课程中，讲述了一种创作实践的基本方式，其间包含着一种知识的基本模型，一共分为五步走：第一步，产生一个构思、一种想象；第二步，将各样的想法固定下来，以速写形式绘制草图；第三步，思考艺术创作所需要的环境，现场的调查、调研；第四步，回到工作室或者其他个人空间里，将想法进行再构想和再计划；第五步，再回到现场完成作品，实现艺术与现场的对话交流。而邱志杰认为实验艺术是“运用科学实验方法的艺术”，并将其方法逻辑归纳为：“猜想—实验假设—进行实验设计—控制一个或者多个自变量，并且观察与之相关的因变量的相应变化，获得其共变关系的数据—进行可重复的实验—证实或证伪原初猜想—调整实验目标—优化实验设计—反复进行试验—证实或证伪新的假设—知识的不断增长，这样一套工作流程。强调探索未知领域、强调理性的工作态度、问题导向的工作方式、富于想象力和科学精神的实验设计与审慎的实验操作，有效验证的工作机制等特点。这套方法是科学家探求真理的方法，也同样可以是艺术家探索创新的方法。”艺术是一种由思维与感知而发起的实验化过程。
按照我的观察，以此建立的课程系统背后，有三阶段循环的逻辑，每阶段侧重不同：第一阶段，是艺术创作前期的观念与方案生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中期的技术磨炼深入阶段；第三阶段，是后期的现场实践阶段。
前文中所列出的十个专业所形成的新艺术学科的课程系统，每门课程其实都是一次艺术实践完整过程的实现，每门课程围绕艺术实践和创作的完整循环这样一个逻辑。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从浅入深，侧重不同，反复循环。可能低年级，更为重视第一阶段，前期的观念设定与方案推敲；中间年级，更侧重于技术语言的锤炼；而到高年级甚或是毕业创作，反复着力的是空间、展场等现场实施阶段。可能这种侧重性、针对性，更符合循序渐进的规律。
循环往复的实践训练不同于传统课程系统那种将典范的艺术作品，拆解为不同的知识与模块，分段进行技能训练，最终，希望用创作将所有的分段式的技能，有机地串接在一起，融会贯通。单一化的技能训练，其实培养的结果，不是关于个人艺术判断和个人艺术系统的建构的方式和路径。
因此，我们为教育编排了一个系统的谱系，其课程系统的目标指向，都带有艺术语言的跨领域性，创作的反复生成性，实践方式的实验性，学术问题的组合性与流动性，价值指向是人性，内外贯通、教学一体、研学一体，这已经成为新艺术学科所通用的底层认知逻辑。
三 人的塑造
当代艺术的新学科新专业，都谋求某种新的培养定位，我们越来越发现，作为某种职业的培养，已不符合艺术教育的事实。首先，当代“职业”分类变化很快；其次，艺术是一种“志业”，是个人的文化选择，也很难再用“职业培养”的概念对应上。当代的艺术教育普遍认同“能力培养”，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我们不再培养“职业”人，而是培养具有“艺术能力”的人。整体的知识系统和课程系统，越来越指向对“人”的构建。
从美术院校当代艺术各专业的课程系统来看，身份与自我表达等课程设定，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设定诸如《家庭审美调查》《身体表达与空间》等相关课程，都强调从个人切身出发的感受力与问题线索，其根本都是关于个人体验、个人意识的生命建构。青年人，其实不仅仅通过作品创作来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更是通过创作实践过程。实现自我呈现、自我塑造、自我构建。因为，人是由问题产生的，当代艺术的作品实践是由独立自觉意识的人的自为自立以达到自由的过程。因为，没有“人”的前提，作品无法实现，无法落脚在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经验与意识的基础上，这都是我们艺术的特点。也都是当代艺术教学的核心特征。
文化实践中，“问题”意识是前提，没有“问题”意识的艺术是没有价值的。汪丁丁认为，文化中的 “问题”，更呈现出人的“议题”（An issue）的意味，而不仅仅是人的“问题”（A problem），它是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真实生活情境内发生并等待求解，令人困惑且长久地挥之不去。同时，其求解的路径不是唯一的，可能存在至少两条同等重要且还可能相互冲突的路径。再者，在某种情境中，人们不断积累和寻求求解的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关于这一 “问题”的思想传统，不断叠加出思想资源与传统。问题是以人为载体的流动的知识的方式。问题是对于人而存在的，艺术也是基于人的问题而具有价值的。
当代艺术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体，是不断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并驱动艺术主体的能动，在人与艺术、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内在价值的诉求，才启动语言层面和朝向社会层面的转向。
四 作为社会的塑造：主体与现场
在当代艺术的教学范式中，产生一种强烈的与社会与传统相结合的板块，中央美术学院以家庭审美调查开启的深度人文考察和传统语言转换等等，将观察、思考与实践，致力于社会现实的现场；中国美术学院强调的媒体实验、艺术创作、社会思想、策展实践思维互动格局中社会思想与艺术策划的知识培养；广州美术学院人文社会考察对在社区艺术方面，在地方性知识钩沉方面都有长期的努力；四川美术学院的社会艺术板块；西安美术学院艺术社会学的文化实践，在乡村现场的艺术实践，都非常看中与中国社会现场的结合，这一方面是新中国的美术院校教学体系中“下乡”课程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艺术自身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转向。
而艺术在社会性的参与中，主体意识和现场问题，必然是关键。
社会型的艺术方式，多带有作为集体的创作方式，过去说“创作带教学”“项目型课程”，或者课题带课程，其实意图就是将单向式的教学、双向式的讨论与实践，转为多向型的互构共进，成为某种多主体发展的方式。这一点，在2019年12月在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召开的“感受力论坛”中所设定的“以集体为创作方式”的讨论中，就多有涉及。而我在2018年到2019年的两篇文章《谁在历史的现场》《谁在社会的现场》中，就力图揭示实践中主体问题的不同落脚点，以及在现实情境中的不同反应。2018年，以“行动的主体”为题举办的“中国（西安）青年实验艺术展” ，也在探讨教育领域、社会领域、个体实践等三个不同类角度的主体，观察其维度和导向，也都带有某种主体性追问的意味。因此，在中国的社会现场中，不同的主体以探求“问题”的态度，进入变化之境，直面冲突矛盾之所。具体的、细节的才是感受力的，感受力的核心，是要放到元问题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感受力的价值以及居于此的创造力来源。创造力就是自身对独特问题的看法和艺术的展开方式。
在西安本地开展的实验艺术，我们侧重于两个这样的现场：一是历史的现场，一是社会的现场。历史的现场，是以曾经存在的历史“章故”、历史遗存在现代化背景中的遥想和重构的过程。“历史是被建构的”，是我的基本观念之所在。而社会现场，侧重于城中村和乡村建设。城中村是城市（西安）三年之内全部消失掉的一个城市变量，无数人的生活将被改变，这里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最为鱼龙混杂之处，也是活力象征，但这种消失，是很难避免的。而乡村，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单一的现代化城镇，原来依附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生活系统即将被彻底改变。这一切好像都是不可逆的时代趋势。但其中，充满着矛盾和巨大的文明代际间的冲突矛盾，是这个时代的鲜明印记，艺术就是揭示其特征的。就如一个个农村老人不愿离开自己熟悉并能把握住的生活方式，而年轻人，绝不会回去，因为，他们是被城市文明市场经济分工塑造的一代，回到乡村代表的农业文明系统中，也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地。遥远的历史遗响，与近在身边的农业文明绝唱，地方城市主义的发展路径，都是我们本地问题的基本情境，这些“元问题”的基本母题，就是当代艺术教育的价值指向，也是当代艺术作为社会塑造的主体现场。
在中国巨变的社会现场中，中国的艺术家和教师们，正在塑造着一种艺术，塑造着一种教育，塑造了一批新人，加入对未来社会的塑造，同时，通过艺术教育，艺术作为某种“塑造”力量，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塑造”能力，共同搭建一种专业，一个领域，一种志业的吸引，发挥其“无用之用”的文化作用。
本文刊登于《艺术当代》202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