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Jun 为了一种公的创造力：创作集体刍议
2019年12月7日至8日，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主办的“2019感受力论坛：以创作集体为方法”圆满举行。论坛邀请了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台北艺术大学、鲁迅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上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国内的艺术教育界同仁，以及活跃在博物馆、画廊等艺术机构的艺术家、策展人和馆长，聚焦于感受力的蒙养与创造力的激发，共同分享实践与研究所得，探讨如何以艺术做教育，以教育做艺术，如何组成创作集体等多方面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此次论坛的部分主题讲演将在《画刊》与《艺术当代》杂志分别以系列专题文章形式陆续刊出，敬请关注。本次推送分享的文章原刊登于《画刊》杂志2020年第3期。 为了一种公的创造力：创作集体刍议 唐晓林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同时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他能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且根据某种必要性来“引证它”，这种必要性无论如何都不是来自他的意志，而是来自他不得不做出回应的某种紧迫性。——[意]阿甘本《何为同时代人》[2] 在社交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人类越发变得感受力式微、创造力匮乏，人的保存与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被寄予人类最后希望的艺术，同样面临空前的危机，长期以来，它陷入到空虚的形式变革之中，陷入一种庸俗浪漫主义意义上的自我迷恋之中。我们由此设想很可能有一天，它像神话里的那喀索斯一样，自我映照，感性封闭，最终投入自身的镜像而消亡。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首先在学院里发起创作集体，以此作为组织教学与创作的方法，目的是倡导一种开放的、公的创造力。 现代性以来，有一种关于艺术的假设普遍流行，即艺术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自由创造。这似乎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表述，今天仍然多有人拥护。然而实际上，“独立”“个体”“自由”“创造”皆需仔细辨析。 “独立”。我们常常在今天的文艺领域见到“独立电影”“独立出版”“独立艺术家”等标签，这些“独立”自有其优长，也有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常常不仅表示自己具有小成本的、小规模的、小众的、底层的、批判性的等特质，也表示有别于甚至对立于那些官方的、流行的、传统的对象。然而，在后殖民、后冷战的历史症结相互叠加的复杂语境下，这些“独立”常常涵盖着意识形态的站位，容易将自己圈锁在狭隘化、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之中。同时，这些“独立”也可能把“主流的”“大众的”意义轻易让渡出去，仅仅标榜自己的慎思与慎独：使“主流的”丧失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所说的创造史的主流的意义，而沦为大量泛滥，或者简单固化的意识形态灌输的意思；使“大众的”缺失掉关于众人、为了众人、众人着力的意义，而变成肤浅的、流行的意思。 “个体”。我们谈到“个体”时，常常错误地将其与“主体”直接关联甚至等同起来，似乎一个个体先验地就具有主体性，拥有意识、信念、欲望、记忆和情感，会自主地设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标，能批判地辨析自己的遭遇，会强调自身生存的内在价值。然而，在网络与资本全球化的今天，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日益普及日常生活的今天，我们毋宁更多地看到人们被身心割裂的现实状况。正如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说，在工业大生产时代，生产者在经济上受剥削而被无产阶级化；与之相对应，今天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经由感知的复制和疏导装置，消费者的感受力被剥夺与置换，因而造成感性的无产阶级化，失去知识，失去生产知识的能力。[3]我们每个人，就是那正被感性无产阶级化的消费者，我们正日益失去生活的知识、创作的知识，以及思考的知识。今天，资本主义将欲望置于其能量的中心，而力比多经济则将欲望带向毁灭，释放驱力，瓦解友爱。我们像一只只无助的虫子，被困在“技术－信息－资本－权力”多元交结的网络中难以动弹，日益丧失能动性，丧失想象力。所以说，主体性并非个体的天然特质，我们每个人须得努力厘清这个状况，努力争取一次次具有“主体性的时刻”，通过集体个体化，在跨个体化的过程中，去除自动化，产生新回路，从而产生歧义，变得开放，获得知识。[4] 个体与集体之辩证关系，是我们谈到“创作集体”的时候必须面对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的沧桑历程中，“集体”的概念曾经得到极力的高扬，也遭遇到严厉的反思，乃至过度的苛责，它在长期的冷战-后冷战意识形态对垒中尤其显得重要而复杂。甚至可以说，个体与集体之辩证关系贯穿了人类的历史。这里需要注意的前提是，我们谈“创作集体”首先是从学院的艺术教学角度出发。当然，这并不是说学院能自外于整个大的社会-历史结构。相反，它必须身在其中。在集体的创作教学氛围中，师生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形成一种话语场，使大家有信心超越商业广告和意识形态宣传的泛滥与壅塞，有勇气主动面对历史中的经典文本与经典作品，主动与时间长河中深刻的、复杂的、富有生命力的创作主流相联结。相对于普遍的、总体性的全球化语境，在身边营造起来的这些具体的、可及的“集体”才是“异类”，其中所产生的正可能是“异见”。在这样一个集体内部，成员间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达成某些认知上的、思想方法上的共识，也容许不断有异议、异见产生，有流动的、临时的讨论发生。成员们惺惺相惜，又互相砥砺，逐渐产生新的共同关切和问题意识。那么这便是一个活性的集体，具有生产性的集体，其中所召唤出的正可能是带有批判性、能动性与生产性的主体。但是，这样的集体如何达成？如何拒绝集体的暴政再次发生？ 历史上很多艺术团体、艺术流派或者艺术院校，比如达达、超现实、包豪斯、呼特玛斯等，可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我们期待的“创作集体”的概念。他们的艺术实践，深度卷入其时代之中，在严酷而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历史中引领潮流、激起浪花，以艺术运动推动社会变革，促进历史进程的演进。他们的历史提醒我们，必须强调“创造”[5]的意义。 一个创作集体要形成，很重要的因素是，它的组织结构必须是流动的、活性的。当我们在集体中一起做一件事情时，需要分工合作；每个人需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可是如果一个集体的结构与分工长期固定不变，这不过是一个工作集体，与公司、工厂无异，并非创作集体。所以，我们是要建构那种工作岗位和结构会流动、变化的集体，它在一个时间段内处于稳定的状态，下一个时间段进行另外一项创作的时候，就加以调整、改变。这样我们每个人的智性才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上得到新的生发，才可以像斯蒂格勒所说的像一个“业余爱好者”那样去创作，去热爱创作，去为艺术史的丰富性织锦添彩，同时实现自己的集体个体化。这样，我们的同学在从无到有的学习过程中，才可能有更开阔的眼界、更丰富的认知、更多样的才能，从而才有可能争取自身的全面发展——扩展开来，对于所有人来说也是同理。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争取每个人自我的充分展开和完成。 朗西埃在他的《劳工之夜》（The Nights of Labor: The workers’ drea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一书中，通过对大量档案的挖掘与分析，构想与描绘了在19世纪的一个夜晚，法国的一些工人们在工作时间之余读书写诗的动人情景。晚上按说是资本主义体系安排给工人的睡眠时间，让他们恢复体力再继续新一天的工作。大家却没有睡觉，而是聚集起来，读书、写诗、思考、讨论、编辑杂志，把智性生活纳入日常生活的轨道，由此进行新的自我建构和生发，原因就在于他们无法再忍受时光在不经思考的劳劳碌碌中流逝的痛苦。人生的改变，乃至世界的翻转，不正起始于这样的创造的夜晚？因此，创作集体之中，每个人必须保有创作者的姿态，或者说作为创作者参与其中，同样，作为创作者来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才可以共同生活。正如高世名所说，要成为个人，就必须先成为艺术家。[6]如果让人仅只停留在话语、思想，或者劳作的任何一个单一界面，这样的社会结构只会导向固化与贫乏。而创作，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感性结构。审美即政治，改变社会组织架构须得从改变人的感性结构开始。 所以，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创造”，问题不单是停留在集体这个概念，须是集体里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创造性，这个集体才能成立。也须是众人合力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工作，都有智性的介入，都有思想的生产，而不是浮于表面的“分享”，这样的集体才能滋养创造，使得每一个人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得到激发——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中国美术学院的师生在过去一段时间进行了有关创作集体的一些尝试和探索，这些工作分别对前述“独立”“个体”“创造”等问题有所呼应。例如，“Inter-World-View”这个项目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艺术界内外的多个团队、组合一起来到中国美术学院，以科幻和游戏为题，通过一系列跨越学科、地域和知识边界的活动，试图召唤各种世界观的碰撞，克服孤立与隔绝，寻求共同生活的智慧。又如，“野草计划”以五四运动百年纪念为契机，从鲁迅的具有高度创造性和思想性的散文诗集《野草》出发，发动不同世代的阅读者、研究者与创作者细读文本，深究作者写作的精神内核，感觉文艺创作与时代脉搏之共振。该计划并追溯受到鲁迅写作之启发的中国现代木刻版画创作的历史，从而在文本与图像夹岸的涌流中，探索创作的奥秘，启发新的艺术创作，催促一种新的汉语的到来，同时提倡批判意志、自我反省，以及不惧与绝望抗争的力量。正如鲁迅所写：“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再如“以富春山作为方法”这一刚刚开启的“山水影像”计划。作为“未来媒体/艺术宣言”计划的延续，它以富春山水为对象和方法进行山水影像的研究和创作，由跨媒体艺术学院的教授、艺术家高世强带领自己的研究生团队组成山水影像创作集体。这个创作集体一同细读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中国古代经典山水画作，一同阅读《与朱元思书》等古代经典山水文本，并一同亲访亲历今日的富春山水，用影像的方式呈现这一典型的中国山水美感的生长与变迁。正是在这与文本山水、图像山水与现实山水相遭遇的时刻，在学习、体验与创作合一的过程中，山水影像创作集体想要寻找超越人类纪的视角，寻找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重新开启世界想象，思考人与自然一起创造世界的可能性；重新构造人的世界感觉，探问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同性之达成……他们的山水影像创作，正是他们追寻和重塑一种世界观的宣言。 这里仅以三个例子略呈创作集体的几种问题意识、工作路径和愿景关怀。关于创作集体的研究与尝试还远未展开，还需要更多持续而坚定的努力。同时，期待这些探索和尝试回报给我们以丰富的感受力、开放的想象力、富有生产性的公的创造力。 康德启示我们：“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7]是的，只有当我们超越理性所建立的自然律的规定和束缚，摆脱肉体感官的本能，能够按照自我立法去行事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注释：[1] 本文根据作者在“以创作集体为方法——2019·感受力论坛”上的发言修订而成，感谢高世名老师的启发。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教师。[2] 此处引用黄晓武译文。[3]［法］贝尔纳·斯蒂格勒，《雕塑、培育负人类世》，载《新美术》，2018年5月，第93页。[4] 参考［法］贝尔纳·斯蒂格勒《雕塑、培育负人类世》一文相关内容，载《新美术》，2018年5月。[5] 本文谈论创作时强调其创造性的意义，因此不对“创造”与“创作”加以刻意区分。[6] 引自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策展人高世名于2018年11月在旧金山美术学院所作讲演《感受力的贫困与解放的艺术》。[7] 此句是在富春山水间行走和拍摄期间，高世强教授与笔者讨论时谈到的，语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李泽厚在其《浮生论学》中引用并新译为此句。据说20世纪90年代在浙江美院非常流行，激起过一代艺术家的激烈讨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