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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策展计划评审委员会将从投稿中评选出策展人奖一名,设计互联研究伙伴三名,在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一楼园景展馆实现大奖方案,展出三个月;并向三名研究伙伴提供专项研究资助金。 Its Jury will select one Design Society Curator Award and three Design Society Research Fellow from the submission. The awarded proposal will be developed into an exhibition and presented in the Park View Gallery of the Sea World Culture and Arts Center for three months....

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看似令资本主义喘息暂止,实则令监控资本主义顺而昂起。今天,在由病毒爆发带来的集中化数位政权拥有绝对正当权力的线上世界里,线下的人们正面临着更为严密的监控和个人资讯的集中化收集。 假设实践(praxis)产生的实践智慧(phronesis)可以使人之行动揭蔽(aletheuein),以达操心的环视(solicitous circumspection)的效果。那么,为了践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善用技术(techne)”,我们需要在实践智慧的指导下筹划和选择,以利用那些对揭露真理有重大缺陷,无法去蔽的,处在自身之外的技术。本次年会意在将(有所行动的)思想当作制作技术的始点,以便我们开启针对全球技术扩散与集中并行的讨论;去创造有分枝的未来,以谋求在病毒与治理紧急状态下的新生活。为此,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报告全球最新研究心得,并对中国网络社会进行提问。 过往四届年会,“网络的力量”(2016),“与列斐弗尔同行:算法时代下的都市与日常生批判”(2017),“智慧都市网络”(2018)和“网民21:超越个人帐户”(2019)中,我们连结了各国专家学者与行动者,开展了当前网络社会的理论批判与行动网络。第五届网络社会年会将以“实践智慧之网”(The Web of Phronesis)为题,于2020年10月20日及11月20日-22日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召开。本届年会青年学者论坛将在2020年11月20日-22日举办。除了学者专题演讲和工作坊,本届年会现向全世界青年学者与行动者公开征稿,维持“青年圆桌论坛”传统,以研究、实践、行动、交流为主。会后将集结主题演讲与论坛发表文章出书,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 第五届网络社会年会“实践智慧之网”将有以下一个工作坊与四个年会主题,我们将针对此五大类别进行征稿。 主题一:网狀网络 Mesh Network  今年10月底,本次年会将与DWeb Shanghai小组协作开展在西湖创造暂时性的无线网络社群的“西湖网状网络工作坊”。本次工作坊为期两天,将对公众开放报名。届时,工作坊成员可以选择直接参与网络安装,或参与讨论这一网状网络的实际用途及意义。 主题二:基进市场 Panel I: Radical Market 在资本主义造成大量诸如生产力降低,经济停滞,冲突等不平等现象的今天,我们希望借由“基进市场”这一模块重新打开市场、技术、政策与自由竞争何义的辩论。今年10月20日,“基进市场”模块将与世界青年科学高峰会(WYSS 2020)合作,作为于中国美术学院举行的inter-world veiw“6. 危机与转机(Crisis | Introspection)”主题讨论的一部分,于WYSS会场中进行。届时将有来自全球的上百位科学家与艺术家参与讨论。 主题三:网际网络档案馆 Panel II:Internet Archive 那些经由历史过滤而被呈现出的真相总是事实的注脚,受限于当下社会现实。从1996年网际网络档案馆成立至全球美术馆博物馆开始为艺术品建制数字档案的今天,互联网产生的资料已远超过人类有历史以来的总量。发展当代人类历史文明被记录和归档的技术,是人类历史技术化/体外化最艰难的挑战。 主题四:分散式网络实践 Panel III:  Dweb 今天,被多寡头统治的互联网病了吗?面对这一病态,我们如何创造爱与包容、开放与私密并存且人人皆受欢迎的网络世界?为寻求答案,本模块将邀请全球分散式网络的实践者分享他们的研究与经验,在已经发生的未来图谱中进行建筑。 主题五:加密主义 Panel IV:Crypto-ist 网络隐私与安全本来是基本人权,现在,这一人权正被那些云端计算能力大幅提升的垄断社交媒体剥夺。对网民来说,拿回丧失的权利将是一场社会和经济的双料革命。在过去十年里,为这一革命做准备的技术已有大幅进展。它们包括公钥加密、点对点加密传输,零知识证明以及各种用于互动、认证和验证的软件协议等。无论如何,我们将都是加密主义者,差别在于人们选择主宰自己权利还是还是被主宰。 由于新冠疫情,中国美术学院希望尽可能降低本次年会活动可能带来的影响。因此,非中国地区入选者可以线上演讲的形式参与讨论。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征稿公告: Call for Papers of The Web of Phronesis 年会论坛举办时间:2020年10月20日,2020年11月20-22日 青年学者论坛:2020年11月20-22日 征稿主题与语言:符合年会主旨及五个主题范畴之一;以中国网络社会、媒体与文化经验研究为主,中英文皆可。 摘要投稿截止期限:2020年9月20日 年会举办地点: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218号) 审查结果通知:2020年10月1日 论文全文截稿:2020年11月10日 征稿论文类别:学术论文、行动实践报告,须是中国本土经验研究。 报名邮箱:inetworksociety@gmail.com (信件标题注明“Paper for The Web of Phronesis ”...

2018年,跨媒体艺术学院春季高研班“走向逆熵纪”,丹尼尔·罗斯老师(中)、斯蒂格勒老师(右)与高研班同学。 丹尼尔·罗斯(生于1970),澳大利亚哲学家与电影制作者,曾发表哲学专著《Violent Democracy》(暴力的民主,2004),与戴维·巴森联合导演哲学电影《 Ister》(伊斯特河,2004)。他的思想深受贝尔纳·斯蒂格勒影响,是其主要的英译者。(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丹尼尔·罗斯曾于2018年作为高研班特邀嘉宾到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讲学。上周四,8月13日,陆兴华老师与几个同学在斯蒂格勒老师常去的酒吧为斯老师做了纪念仪式,本文为丹尼尔·罗斯老师为这个仪式准备的文稿。 贝尔纳·斯蒂格勒的回归 丹尼尔·罗斯,2020年8月12日 中译:卢睿洋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但对我们来说,还远远不足以掂量他溘然离世的分量,贝尔纳,一位永远从他对世界的深切关照出发的思想家,而他所关照的世界正失去方向,失去未来。虽然许多人告诉我,第一次听说他的作品是因为看了他出演的《伊斯特河》这部电影,虽然我所读的第一本他的书是《技术与时间》这部巨著的第一卷(那是1999年,我读得很粗糙,我是从第二部分论海德格尔那里读起的,还非常愚蠢地略过了哪些不太有名的人,比如古昂(André Leroi-Gourhan),吉尔(Bertrand Gille),甚至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当年他名望还不盛),但对我而言,直到读了后来被合并译成《Acting Out》的两本小书时(译注:《Acting Out》为丹尼尔·罗斯参与翻译的第一本斯蒂格勒著作,合并了原先以法文出版的《Passer à l’acte》与《Aimer, s'aimer, nous aimer du 11 septembre au 21 avril》),我才感受到贝尔纳思想与著作中真正独一无二的品质,从那时起,这种品质在哲学、在方方面面重新定向了我的失去方向。换句话说,从那时起他改变了我的生活,往后15年,我的生活就是以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去关照贝尔纳,虽然常常隔着遥远的距离,关照他的思想的未来。  贝尔纳深深关切知识的丧失,这相当于劳作能力的丧失,同时,他深入思考关照能力的丧失,这种能力取决于知识、一切类型的知识的传递。在某种震惊之下,知识中的缺陷会突然暴露,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或已经变成了非-知识,震惊之余,知识总是急需转变。失去贝尔纳,便是这样一场震惊。它逼迫我们去重新思考那些我们本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关于思考、关于认知、关于劳作、关于关照。在这种压力下,我们急需贝尔纳所说的“两次塑造时代的折叠”(doubly epokhal redoubling)的第二次,我们希求的不是消除我们的非-知识,而是从中获得那些我们已经知道却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因为我们忘了,或者说,我们忘了如何关照它。一旦被回忆起来,它便会转变这一思想、这一关照,那意味着将它们重新发明。 为了努力让这种回忆(anamnesis)发生,我们或许可以借助这一短记忆(译注:hypomnesis,也可意译为技术记忆,即外化了的记忆),这一贝尔纳在2005年,在他的挚友德里达去世后所发表的短文。文章如下: 我们已进入德里达的回返之中——斯蒂格勒纪念德里达 英译:丹尼尔·罗斯 中译:陆兴华 校对:卢睿洋 学习如何活着的时间已经不够,也正是由于这一来不及,如何活的知识才被锻造成活的错失,并且当作是活的唯一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活之问题本身是作为一种不知道如何去活这一点来显现:非-知识之中的活,这种活着去死,德里达曾将它称作:活-死,和幸存,往下活。 德里达死了,他已经在从那一他从未停止去活和思到死的“活-死”那儿,向我们望过来--而不光给予死,而且他也给予死者,也就是说,给予在生活中、但已不活的东西的第一个名字,是增补,这一增补总已寄居在胡塞尔的“活的当前”之中(《声音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a),《论写学》 (Of Grammatology)两书中所讨论的),也寄居在活的字之中,这种活的字里柏拉图曾认为是不带任何写的(“柏拉图的药罐”(Plato’s Pharmacy))。对这一关于原初的增补性、这一激烈的对源头的错失的肯定,对这一本身是非-知识的东西的肯定之后,德里达开始变得像那个城邦--现已成为一个被全球化的世界-的牛虻,也就是苏格拉底那样了。 从此他就再也没有舍弃过这一激烈的苏格拉底主义,从未停止、也将会继续用这一非-知识使这个世界不爽(taonner)--因为,这曾是解构、将是解构,是对于“源初的增补”的经验:苏格拉底对我们的萦绕,在审判决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警告了雅典人他们会被他萦绕。这一回返的结构,正是苏格拉底用eidolon一词来展开求索的东西,后来它被解释为关于本质的提问,而德里达是用他所说的增补的反复性(在《声音与现象》一书中),来重新展开他的求索。 但德里达所揭示的那一根本的增补性,也露出了所有掌握和主导和师法的不可能性,也因此是一种令我们难办的不知道如何去活—苏格拉底正式以这种方式回返。苏格拉底实际上是在用他的永恒的提问去刺毛他所在的城邦,使其不爽:ti essti?(那什么是你说的那东西呢?)柏拉图,他,以及与他一起的那些人,他身后的人,包括海德格尔,都落进了形而上学,将这一首要和最终的对于不知如何去活的知识的肯定,变成了一个“存在的问题”,许诺或甚至担保给我们一块可被真理征服的土地,和一种超越所有具有欺骗性的感性的可懂性,甚至许诺给我们一种来自此在,也就是说来自作为学着去活的存在的自己性或一种自身本真性(Eigentlichkeit)。 不过,苏格拉底所在的城邦由于不能承受他的这些提问,就告他不敬,而苏格拉底在对其作出审判的最后时刻,警告雅典人和他们的后代,说他会萦绕着他们地不断回来,不断地使他们很难办地回来,并且,他作为那一增补的回返——那一增补也就是柏拉图后来写的增补式文本本身,而增补性通过文本就成了一种一般化的回返——就幸存于这种非-知识本身中。审判中,苏格拉底实际上自己也已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因为他从一出场就被他的魔鬼(daimon)萦绕着了,在那一天的审判程序的结尾向众人宣告,说他将回返,因为他现在要去赶赴荷马和俄耳甫斯的盛宴了--在他喝下毒药之后。 德里达具体地体现了对这一“ti essti”的问题的去-沉淀(desedimentation),这一问题可被平静地译成“什么是XXX?”—而平静地成为“存在的问题”。这一去沉淀,就是所谓的解构,而后立刻就将他安装到了这一幽灵舞台上,它的首演台柱曾是苏格拉底,而这转而又成为引发攻击、愚蠢有时是仇恨、那些掩耳盗铃式的致命反动的东西,而那也正是孵化了指控者阿尼图斯的那些敌意和罪的东西。 在雅典,政治审判开始了,阿那克萨戈拉、普罗泰戈拉以及很多其他人,都付了罚金,或被流放;也正是在这个雅典诞生了作为这一审判的记忆本身、也作为对其的解释的短记忆(hypomnesic)记录的形而上学。只有苏格拉底主动选择与这个城邦对话,与它硬挺到底:死。德里达曾经和将一直是在这种档次上的人物。 他曾被、也将被苏格拉底淬炼,与柏拉图对掺(苏格拉底宁愿喝下毒药,也不愿意出卖那些他所刺痛的人的那一天,柏拉图是请了病假(柏拉图, 斐多篇, 59b)):“什么是(tiesti?)XXX?”这一问题,会不停地使任何肯定的回答在张嘴前就颤抖,会架空所有的托底、本真性、可懂的纯洁性,总先已被其自身的增补性、被其根源的错失、被对这一错失所做的短记忆式或书写式替代所污染和播散--短记忆式和书写式,也就是指技术式(见“弗洛伊德与书写的场景”(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信仰与知识”(Faith and Knowledge)两篇文章),于是就打开了这一幽灵式的幸存,在其中,苏格拉底将永远与俄耳甫斯、荷马和德里达会饮。 德里达曾经是、还将一直幸存着作为一个决不妥协的、能成我们的榜样的刺儿头,同样的这类榜样性曾导致苏格拉底宁愿死,也不低头。他的生命将一定会具有榜样性,正如任何哲学式生命一样,但他将是在这一叫做苏格拉底主义的哲学极点来表现出他的榜样性的。直到最后,这一活到死之中,活-死,都是与他自己的战争,正如他这个夏天去巴西前所说,正是在与自己的战争中他才获得了对于所有套话的魔鬼般的警觉。他正是这样地拒绝了“知识分子”身后的种种陷阱,从不间断地表达他的惊天的脆弱性,直面死和法地去肯定他将无法学会活-学会死:他的非-知识抵达那么远的地方,而他对不可修复的迟到的感受,又将他永远地与黑格尔捆绑在一起。...

图为贝尔纳·斯蒂格勒教授(1952.4.1-2020.8.6 )首次到访中国美术学院,于跨媒体艺术学院408教室举办讲座“感性的无产阶级化” 编者按 当地时间2020年8月6日,哲学家、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研究与创新学院院长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法国离世,享年68岁。我们对斯蒂格勒老师的突然离去感到难言的震惊与沉痛。 斯蒂格勒老师自2015年春天开始每年受邀来到中国美术学院,在跨媒体艺术学院春季高级研修班举办系列讲座,历年的讲座涵盖了他所关切的众多议题:“新技术、新媒体和新艺术”(2015年)、“人类纪里的艺术、差异与重复”(2016年)、“熵与劳作”(2017年)、“走向逆熵纪——社会雕塑、控制论与智慧城市”(2018年)、“技术与感知学”(2019年)。在过去几年,斯蒂格勒老师也经常受邀参加我院的众多学术活动,与我院师生结下深厚的友爱之情,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斯老师”。 纪念专题中,我们邀请了本院历届春季高研班中的部分学员,以写作、翻译等实践,让斯老师的问题、思考和关怀继续持存、不断生长,表达我们最诚挚的纪念。 斯蒂格勒的哲学和人生(1-3) 4、逆熵之路 受到约瑟夫 ·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马克思、恩格斯,还有阿尔弗莱德 · 洛特卡(Alfred Lotka)、鲁道夫 · 克劳修斯(Rudolph Clausius)的启发,贝尔纳尔·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分析了他称之为药(pharmakon,或译药罐)的机制: 技术既是解药,也是毒药——作为熵(entropie)和创造性破坏(destruction créatrice)。 来源 | Isabelle Waternaux 瞥一眼斯蒂格勒的著作目录,可以看到这位哲学家倾尽一生构造的一堆新颖的词汇—— 冲扰(disruption,或译扰乱)、获能(capacitation,来自阿马蒂亚 · 森所说的能力 capability)、体外化(exosomatisation)、心智化(noétisation)、逆熵纪(néguentropocène)、逆人类世(néguanthropocène)。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用这些词才能表达崭新的观念,其中蕴藏了斯蒂格勒以全然不同的原则改造社会的深切愿望。 “对,我造了一大堆词。但孔狄亚克(Condillac)这么说过:一门科学首先是一种语言。不管是哲学的发明、科学的发明,还是艺术的发明,总在于生产新词汇。这很正常。正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搞哲学,哲学确实应该如此,而不应该使用形式语言(langages formels,指数学、逻辑和信息科学中,用精确的数学或机器可处理的公式定义的语言)。那是一个错误。” 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革新我们社会基于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深层机制。 于是,冲扰和衰弱(décadence)的阶段,就可以作为过渡,来改进我们思考和行动的模式,从而进入一个后人类世(post anthropocène)的时代,走向合作、投资、本地和关心的时代——逆熵纪。 斯蒂格勒属于把技术和创新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的那些哲学家。 但发展不是进步的同义词,因为它太依赖于破坏式创新,而斯蒂格勒正是把技术、数字化和万维网这些解药-毒药称为药。 “我们处于一个巨大的知识的危机中。知识完全被冲扰、被社会中创新带来的破坏性的加速所超越。谷歌的创始人是有哲学观点的,属于那些制造着多种技术性知识( savoirs technologiques)的形式的人——这些知识的形式尚未成型,所以极其危险。” 他在著作《什么是包扎地思想?》(Qu’appelle-t-on panser ?)中重提海德格尔的用语,阐述了这些行为有时候治疗(soigner,有关心、治疗等意思)着我们,有时候则毒害着我们。 那么,怎么在个人和集体的层面上学习治疗、即治疗自己,也互相治疗呢? 他从德里达和《柏拉图的药》(La pharmacie de Platon)里重拾的这些药,不只是来自时代的终结(fin des âges)的一些理论原则: 他还将这些原则应用、实施到了塞纳-圣-德尼省(Seine Saint-Denis)这样的城镇区域里进行的大规模实验中。 更为深刻的是,他的研究方法还建立在力学和热力学这些物理学科的基础上,将其原则紧密联系到社会现象上。 根据斯蒂格勒,这样从物理学科里挪用概念,其可行性是完全正当的、有生命力的、逻辑严密的。 他把萨迪 ·...

图为贝尔纳·斯蒂格勒教授(1952.4.1-2020.8.6 )首次到访中国美术学院,于跨媒体艺术学院408教室举办讲座“感性的无产阶级化” 编者按 当地时间2020年8月6日,哲学家、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研究与创新学院院长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法国离世,享年68岁。我们对斯蒂格勒老师的突然离去感到难言的震惊与沉痛。 斯蒂格勒老师自2015年春天开始每年受邀来到中国美术学院,在跨媒体艺术学院春季高级研修班举办系列讲座,历年的讲座涵盖了他所关切的众多议题:“新技术、新媒体和新艺术”(2015年)、“人类纪里的艺术、差异与重复”(2016年)、“熵与劳作”(2017年)、“走向逆熵纪——社会雕塑、控制论与智慧城市”(2018年)、“技术与感知学”(2019年)。在过去几年,斯蒂格勒老师也经常受邀参加我院的众多学术活动,与我院师生结下深厚的友爱之情,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斯老师”。 纪念专题中,我们邀请了本院历届春季高研班中的部分学员,以写作、翻译等实践,让斯老师的问题、思考和关怀继续持存、不断生长,表达我们最诚挚的纪念。 斯蒂格勒的哲学和人生 (1-3) 1、一个沉甸甸的灵魂 哲学家贝尔纳尔·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萨尔塞勒市(Sarcelles)度过了童年。 尽管学业优异,但他对上学没兴趣,于是逃进了他的哥哥给他打开的知识分子的真实世界。 斯蒂格勒最早进入文化的世界,是通过家里的电视。 他的父亲是一个工匠,是在法国广播电视局(ORTF)工作的最早的法国电气工程师之一。  但他和他的四兄弟在电影、戏剧和文学上的启蒙,则要归功于他的母亲。 “上学时,不是我爱挑事,而只是我想什么就说什么。我不理解我的老师们,而班上其他学生都是孩子。我真是无聊坏了。” 他对学习热情高涨,却在学校感到百无聊赖。 由于这个落差,或许是就年龄来说不相称的成熟,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课业之外,让校方很恼火。 不过正在此时,他的哥哥带他进了自己的朋友圈,其中有个人在上哲学课。  于是斯蒂格勒接触到了那些伟大的文学,还有诗歌,而且事实上,他在 14 岁就过上了来点忧郁来点小酒的夜生活。 “我是被比我大的人牵着、拔高的。我哥哥的一个朋友,在上哲学专业的预备班(prépa),人很聪明,带我和我的哥哥弟弟们发现了兰波(Rimbau)、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诗,还有文学、哲学。我们放着音乐读着诗,学阿波利奈尔写诗,发展了那样的一种超现实主义文化。那时候,我开始喝酒。但那是一种文学实践。酒让我们从生活中解脱。我们在聚会上听听爵士乐,念念书,喝喝酒。” 这个小团体经常地组织了起来,在他们的文学小圈子里读书、辩论,酩酊大醉,指望用社会变革来改造世界。  斯蒂格勒生于 1952 年,所以当他经历 1968 年的社会危机时,他才 16 岁,还在青春期。  受到绘画、戏剧、音乐这些艺术课程的吸引,他转学进了巴黎 16 区一所高中,这也给了他对艺术的敏感性一个空间。  但他与这个生态里的一种右翼思想发生了碰撞,这反而坚定了他个人的信仰、促使了他走向政治。  这段经历很短暂,不久他就被学校开除了。 “我最后决定在克罗德·贝尔纳尔高中(Claude Bernard)准备艺术科的中学毕业会考(注:相当于高考),而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些极右的学生。我对此的反应,是加入“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一个极左组织),并且真正走上政治化之路。” 学业之外,他还和他的哥哥和朋友,靠烟草和酒精完成了另一种教育。  正如斯蒂格勒回忆的那样,在之后的70 年代的十年——也就是“枪杆子的年代”(les années de plomb,法国、意大利等国充满政治恐怖主义的时期)里,靠着一种过度兴奋,才捱过了缓慢而彻底的幻灭之折磨。 他转向了法国共产党(PCF),在那儿遇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拉康(Lacan)、索绪尔(Saussure)、巴尔特(Barthes)和列维 · 斯特劳斯(Lévi-Strauss)。  没有方向,没有职业规划,连最简单的生活计划也没有,他慢慢走向了自己的第一次分枝(bifurcation)。 2、错误、包扎和分枝 离开了学校,贝尔纳尔·斯蒂格勒面对的是成人世界的种种困难。  还有什么比成为父亲,还能考验你是否真的上了岁数呢? 1997 年 10 月,斯蒂格勒在巴黎的一个讨论会上 在他 19...

图为贝尔纳·斯蒂格勒教授(1952.4.1-2020.8.6 )首次到访中国美术学院,于跨媒体艺术学院408教室举办讲座“感性的无产阶级化” 编者按 当地时间2020年8月6日,哲学家、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研究与创新学院院长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法国离世,享年68岁。我们对斯蒂格勒老师的突然离去感到难言的震惊与沉痛。 斯蒂格勒老师自2015年春天开始每年受邀来到中国美术学院,在跨媒体艺术学院春季高级研修班举办系列讲座,历年的讲座涵盖了他所关切的众多议题:“新技术、新媒体和新艺术”(2015年)、“人类纪里的艺术、差异与重复”(2016年)、“熵与劳作”(2017年)、“走向逆熵纪——社会雕塑、控制论与智慧城市”(2018年)、“技术与感知学”(2019年)。在过去几年,斯蒂格勒老师也经常受邀参加我院的众多学术活动,与我院师生结下深厚的友爱之情,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斯老师”。 每年春天,适逢斯老师来杭州开讲,都有世界各地的大批青年学子前来旁听,斯老师在艺术学院的背景下,向我们抛出了感性的无产阶级化、业余者之爱、集体跨个体化、关怀的技术、逆熵纪等时代中深切攸关的大问题,也激励艺术的创作者通过主动雕塑与培育人类纪,争取一个逆熵的未来。每一年听讲,我们都能感到斯老师在思想上的勇猛精进,也因此备受鼓舞。只有今年因为新冠疫情耽误,我们与斯老师错失了一次春天的约会,却不曾想今天传来的噩耗让我们永远失去与斯老师一同学习、思考的机会。 我们找出往年斯老师的文稿再读,以此缅怀,愿斯老师一路走好。 让我们谨以斯老师最喜欢的一首诗,为他送行: 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它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织成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天边的气流翻开又合上了我的书,波涛敢于从巉岩口溅沫飞迸!飞去吧,令人眼花缭乱的书页!进裂吧,波浪!用漫天狂澜来打裂这片有白帆啄食的平静的房顶。 ——保尔·瓦雷里《海滨墓园》(卞之琳译) 历届跨媒体艺术学院春季高级研修班 新技术、新媒体和新艺术(2015) 人类纪里的艺术、差异与重复(2016) 熵与劳作(2017) 走向逆熵纪——社会雕塑、控制论与智慧城市(2018) 技术与感知学(2019) 快感、欲望和默契 文 | 贝尔纳·斯蒂格勒 译 | 许煜 有一天,一群登山者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它,赋予它人性,庆祝它,但这一切背后的代价是队员的性命,以及痛苦,丢了手指,有可能掉下山谷(起码有两百个登山者为了登峰而丢掉性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维基百科是怎样在几年内建立的?在那里你能够像我一样找到所有关于珠穆朗玛峰的资讯,包括不幸死去的以及征服它的人,还有成千上万的由成千上万的使用者为了编辑这个条目通霄达旦留下的注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五岁的小孩从城里来到乡下,当他一见到树,他就想爬,当他见到山坡,也想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样可持续的快感背后都是有一种升高。这就是我今天会说的。这也是西蒙东所说的“关键点”(points clès),也就是说这些高峰标志着乔治·冈圭朗(Georges Canguilhem)所说的生活的技术形式,它也决定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智性的灵魂(âme noétique)的构成。  我将尝试指出在界面这一个范畴里,它构成了共同的空间与时间,有时甚至是大门、地方、高峰等,它们标志着在一起存在这个问题变得首要。为此我想要尝试与市场或营销在这个题目的主流意见对立——而电脑游戏则是提出这个问题的特别形式。  人类的快感是欲望的结果,欲望必然是一个升高的过程——或者用一个更清晰以及准确的语言来说,是升华(sublimation)。然而,毫无疑问,有人会指出有一种在倒退中倒错的快感。这是实情。这意味着愉悦界面(pleasurable interfaces)的问题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的问题,这是升华的经济以及倒退的经济,或者可持续经济或者用后即弃的经济。  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处理升华里面败坏的问题;简单说,我们可以说升华是一种移位,里面构成一种败坏(我在《资本主义的失神(卷3):信念丧失和信誉丧失》(L’esprit perdu du capitalisme:3. 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里面有解释,这里面出现了一种败坏,这也是弗洛伊德谈物恋的时候所提到的);因此有一些退化性的升华的形式,同时也有积极的“偏离”(也就是说败坏);我们不能将升华与退化对立﹕它们互相妥协。  几年前在一个关于“新物件”(也就是物联网)的研究会里,丹尼尔·开普朗(Daniel Kaplan)指出,这些物件经过互联网直接沟通,它不再是说简单化界面就可以容易一点存取资讯系统。相反的,它是要增加复杂性,也就是说吸引力。简单化可以为股东带来收益是一回事;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消灭复杂性,也就是说默契以及共同投入(co-implication)是另一回事。这两者是相反的。简单化,首先也就是无产阶级化,而知识总是可以将我们引向复杂性以及复杂化以及默契。  凯特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指出了电脑游戏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在于,他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它呈现了事物的复杂性或者物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相比于一个使用的物件,它更像是实践的器具。在游戏里,有一种可以自我改善、自我改变的可能性,就好像爬树或者登山一样。对于电脑游戏,有人认为这是由一种驱力(即退化性的)所转过来的。在某些情况,这种改变打开了与其他正在改变中的人邂逅的空间。游戏变成了一个不只是复杂性的操作者,而是默契﹕共同投入,复杂化,难度,验证,都有一种社会的维度。  这个默契正是查尔斯·雷内(Charles Lenay)与保罗·巴赫-伊-利塔(Paul Bach-y-Rita)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关于盲人使用的感知的代换品的研究里的关键问题。他指出盲人并不是想要有一个可以简化他们生活的装置,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可以丰富他们生活的装置,也就是说与他“产生默契”(complicitate,我造了一个动词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共同投入,产生了这种存在的基本维度,我们称之为熟悉性,它是情感的条件,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hilia(来自动词philein,爱),而法语的complicite也是同义词。简单化生活,我们将见到,可以意味着贫乏化生活。  一个简单的感知代换品,好像保罗·巴赫-伊-利塔所用的摄影机(通过触觉系统感知震动,专为盲人用户打造),不足以让一个盲人兴奋。它必须成为一种可以社会化的支撑,也就是说一个让盲人可以共同个体化的机会——他们共有的不是残疾,而是一个必要的缺陷,他们需要这个缺陷,因为正是通过这个缺陷,他们得以共同使自己个体化,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世界得以建构,其中的复杂性就是他们之间的默契,我们称这个世界为目盲的世界。这个必要的缺陷——那个目盲的世界的构建正是依赖这个特殊的缺陷——毫无疑问能够有上千种办法得以复杂化,盲人之间的默契也由此形成。 一个简单的感知代换品,好像保罗·巴赫-伊-利塔所用的摄影机(通过触觉系统感知震动,专为盲人用户打造),不足以让一个盲人兴奋。它必须成为一种可以社会化的支撑,也就是说一个让盲人可以共同个体化的机会——他们共有的不是残疾,而是一个必要的缺陷,他们需要这个缺陷,因为正是通过这个缺陷,他们得以共同使自己个体化,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世界得以建构,其中的复杂性就是他们之间的默契,我们称这个世界为目盲的世界。这个必要的缺陷——那个目盲的世界的构建正是依赖这个特殊的缺陷——毫无疑问能够有上千种办法得以复杂化,盲人之间的默契也由此形成。 一个义肢,好像保罗·巴赫-伊-利塔所发明的摄影机,它用来容许盲人进入他们看不到的空间,而如果它所打开的世界,不是基于缺失所引起的默契[这里我们必须谈及意大利哲学家罗伯特·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理论,以及他在《交融:共同体的起源与命运》(Communitas)一书中对过失(delinquere)的理解],这意味着这个义肢不被采纳。我们可以适应以及找到使用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将它变成我们的东西﹕它不能成为一个经验的生活空间。使用而不被采纳,它成为了技术玩意,无法贡献使用者的个体化,而也因为这个原因使用者无法成为实践者。最后它只是工业历史垃圾桶之中的全球性垃圾的一员,以“负面的外置性”侵犯每个角落。所有人都在谈这个,但却没有几个意识到它跟快感和欲望的问题的关联。 这些正是消费主义的目的,它要生产用后即弃的义肢,缺乏实践、没有默契、无法采纳,但它却制造了程式化以及系统性的工业浪费,最终它们自我毁灭。一个生产默契的装置,创造了一种对文化的附属感,也就说,在一个世界,我们称一个物件是文化的,意味着它不是可随意丢弃的。这样的装置,也就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称的可持续性,带来的不只是快感,而是欲望,也就是说一种上升经历的分享﹕也就是说升华的装置。...